阴阳五行家的智慧 中国的智慧讲座之十

阴阳和五行都是相伴于中国哲学而生而又贯穿于中国哲学始终的基本概念。先秦时期，专门从事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并最终又走向神秘化的一派称为阴阳家。阴阳家最初是由上古时期观天计时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在战国中后期曾风行一时，邹衍（约前305～前240）是这一派最著名的代表。但由于阴阳家的著作已基本丧失，故对阴阳学派的思想只能是知其大概。

一、阴阳五行说的基本含义

殷周以来的阴阳五行说是阴阳家思想的基本来源。阴阳的概念，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运用，一是作为宇宙间无处不在、普遍流行之气的同义词，阴阳就是气化；二则是泛指宇宙间两种相互对立和作用的势力或性质，矛盾对立和交感是它的根本特征，故天地、水火、向背、进退等一切对立面及其相互作用都可以概称为阴阳。阴阳的对立和交感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五行的含义自它出现的《尚书·洪范》篇起，主要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运动。即水润下、火炎上、木可曲直、金可从革、土可稼穑。五行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按照不同的比例配合起来则能生成百物，所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国语·郑语》）。故五行最初是有别于阴阳的另一类关于物质始基的学说。

阴阳与五行学说后来逐步地被嫁接在了一起，形成阴阳家。阴阳家以春夏秋冬四季配东南西北四方，认为四季的变化是由木、火、金、水各自的盛衰所决定的，土则位于其中央而与四方相通。在这里，每一行都是一“德”，故“火德盛”便是夏天，“水德胜”即是冬天，以此解释自然万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的交替运行又分别为五大行星和相应的天帝所主管，木、火、金、水即是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土星则在其中为镇星。与此相应，阴阳二气也被用于解释天时历象的变化。一年有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分别决定于阴阳势力的进退消长和相持平衡，万物则随着阴阳气的消长和四季的转换而经历着各自的生长收藏和生死变迁。阳长与阴消、阴长与阳消是一物的两面，故春天既是阳气生也是阴气消，秋天则既是阳气衰也是阴气长。而阴阳气交和是生，是春；阴阳气闭塞不通则是死，是冬。如此的阴阳盛衰与五行交替的对自然变化的解释也就可以结合起来。人们必需根据天时变化的预兆来处理人事的活动。如“盛德在木”，阳气初生，人们只应耕种而不能收割；“盛德在金”，阳气衰落，人们则应收割而不能耕种。

显然，阴阳家的理论是将当时从事于星相观察、历法的制定实施及对各种奇异天象的解释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对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经验的总结统合起来的结果。由于这是“天地之大经（根本规律）”，人们也就不应违背。从四季推广开去，包括八方位、周天十二等分、二十四节气等等，阴阳家都规定了要人们遵循的条令，并以为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故对于天时历象来说，人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客观必然性在阴阳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五德终始说

阴阳家有广阔宇宙视野和非凡的想象力，他们提出，像作为“赤县神州”的中国这样大的地方，普天之下共有九九八十一处。因此，他们并不满足于将对天象运行的隐显赢缩和农作物生长的周期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局限于自然本身，而是进一步把它们推广到社会，直接用自然知识来解释社会国家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邹衍便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邹衍的五行相生相克（胜）说为基本依据，创立了“五德终始”理论。

邹衍认为，五行因其性质的不同而可以顺“行”和逆“行”，顺行为德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逆行则为德之相克（胜），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而“五德终始”主要是采用了相克的原则。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历史的发展便是按照五行（德）相克的原则循环往复变化的。不同王朝各自都代表某一德，它们按照五行相克的次序交替运转，即“德运”。因为每一德都有其盛衰，所以每一朝代也都有其兴起和消亡的历史。如舜帝代表土德，被代表木德的夏所克；夏则被代表金德的商所克，商又被代表火德的周所克，而能克周的火德者必然是属于水德，如此循环交替。故不久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便自认为是属于水德。

“五德终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说明了任何朝代都非永恒的，都难逃新陈代谢的命运。但阴阳家将兴衰命运完全归于天意，人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又使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决定论联系了起来。

阴阳家和阴阳五行学是汉代流行的谶纬迷信的重要思想来源，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封建帝王都以“奉天（意）承（德）运”来宣称其号令的合理性，大概源于此。虽然后来的中国哲学中不再有阴阳学派的独立地位，但各家各派都注意从中吸取营养。可以说，离开了阴阳五行则不成“学”，这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

     先秦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源头和基础，它奠定了后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完善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先秦哲学产生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有分”相交织的哲学基本问题，“道（太极）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贯穿于发展观和方法论中的辩证思维传统，“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思想，伦理观中的人性善恶和爱到底有无差等的辩论，名实观中的“坚白”、“同异”之辩以及关于认识标准的讨论，等等，最终合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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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知识密切相关。今天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以知识为本的时代，但知识只能源出于智慧，智慧才是源头活水，它比作为结果的知识更为重要。拥有了知识只能说明拥有过去的智慧，而拥有智慧才从根本上掌握了开启未来的钥匙。哲学智慧虽然不能像具体科学那样提供直接有用的知识技能，但正如先秦的哲人们所展示的那样，它能提供比具体有用的知识更“有用”的辩证思维的头脑，而这正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所在。先秦哲学智慧作为中国哲学智慧的源头，它是一座历史丰碑，是留给后来者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至今仍不时感受到它们的熏陶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