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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子学——中国的智慧讲座之一

2014年03月28日 18:52:15 访问量:296
先秦子学——中国的智慧讲座之一 (2014-1-3 8:22:00)蒋念祖

中国哲学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萌芽的过程,到先秦诸子时期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层面都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历史教益,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巨大腾飞。

第一节 原始思维和理性的冲突

——中国哲学之发轫

    先秦哲学以春秋时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特别春秋战国的时期,迎来了中国哲学和民族精神文化的真正觉醒。就狭义而言,先秦哲学也特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

一、先秦哲学的缘起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开始了为了生存而与自然斗争。如此的斗争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和保证了种族的延续,同时触发和启迪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断地积累起对大自然和人本身的认识。

严酷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先人对前生和来世的感到迷惘,刺激了他们了解自身命运的渴望;人的心灵与肉体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表达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关注?于是,灵魂不死等原始的宗教观念逐渐形成,氏族图腾作为氏族血缘和神秘莫测的自然力相结合的产物应运而生,这些作为精神力量暗暗地支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伏羲、神衣(炎帝)、黄帝、唐尧、虞舜等传说中的半人半神、亦人亦神的华夏始祖,成为先民文明和智慧的象征。他们对天地万物相状的认识,后来被归结为以《易经》八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原始理论思维。

夏禹以后,伴随着氏族、部落的相互兼并和统一,中国进入到了奴隶社会。原来众多的氏族神、部落神开始向统一的至上神“帝”或“上帝”转化,之后,“上帝”又被代换为“天命”。人们为了与“上帝”或“天命”沟通并以其旨意来指导自己的活动,占卜作为预决吉凶的认识工具和天命崇拜的混合物被创造了出来。商末周初,以《易经》六十四卦和《洪范》五行思想的产生为标志,中国哲学思维的萌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符号“一”与“--”的对立,平与陂、往与复的相互转化,“亢龙有悔”和“履霜,坚冰至”的经验总结,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性质和作用的区分,构成了中华民族哲学理论的初期形态。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史官史伯提出了不同性质的东西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新事物,同一性质的东西简单堆积事物则不能发展的“和而不同”辩证思想,以及五行相互交杂以生成百物的以五行为本原的宇宙生成理论。而同时期的大夫伯阳父则提出了“天地之气,不失其序”的气化有序性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气”,气分为阴阳,阳气上扬,阴气下沉,阴阳二气的协调秩序和作用是天地间万物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秩序遭到破坏,阳气受阴气的阻塞而不能蒸发,就会发生地震,从而最终导致周朝的灭亡。虽然这些学说并不科学,但能从天地万物的有序发展和普遍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变化,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到此,哲学繁荣的基本理论条件已经具备。随着西周的灭亡和春秋战国的来临,中国哲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时间。

二、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形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渐渐变得比天子强大,和谐与整齐的天下秩序终于坍塌了。与这个变乱的社会一道被抛掷于动荡的是思想的世界。人开始怀疑和思索过去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权威性知识,曾经由王室独占的文化、思想、知识由于王室的衰微而流入诸侯国,并分化成不同的思想流派。“道术已为天下裂”从对中国人思想智慧而言,并不是一个悲哀的结局,而是一个辉煌的开端。作为对这一古代中国最为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以春秋战国哲学为代表的先秦文化的辉煌历史,贡献出了一份至今为人们所赞叹的多彩画卷,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创造的一个奇观。

春秋战国哲学最主要的特征是诸子百家争鸣。所谓“诸子”或“百家”,概举其成数而言,《汉书·艺文志》按其记载的著作归类,共有189家。其中最重要的学派司马谈列举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说和刘歆再加上纵横、杂、农和小说四家的十家之说,其中司马谈的六家各自为先秦哲学的总谱,写下了精彩的一章。

百家争鸣集中反映了当时诸子各家相互论争的风气,体现了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里的深刻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走向繁荣。

随着秦王朝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天下一统,百家争鸣宣告终结。秦汉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老子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两大主流和基本的价值导向。儒、道两家先秦哲学、也为整个中国哲学开启了最富有生命力的智慧思辨的传统。

第二节   从《易经》到《易传》

————古代哲学体系的初构[1]

《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独尊的统治地位,《周易》被列为六经之首。历代的哲学家通过“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方法,以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许多更新趋时、各具时代特征的思想体系也在阐发《周易》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是源与流的关系,呈现着源一而流分的宏伟景观。

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反映了古代哲学体系初构的斑斑轨迹。《周易》能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主要是《易传》对《易经》所作的哲理的阐发实现了由宗教向哲学的转化。

        一、《易经》:中国哲学思维的萌芽

《易经》中蕴藏着哲学思维的萌芽。古人向神灵问卜吉凶的方法,有龟卜和占筮。筮用蓍草,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依据卦辞,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后果。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卦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互配合排列而形成的,因而八卦是“单卦”,六十四卦是八卦相互配合排列而形成的,因而八卦是“单卦”,六十四卦是“重卦”。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先民从无数的自然物中概括出八种自然景象,用以说明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掌握世界的总图景的初步尝试。八卦是由阴爻和阳爻这两个基本符号来表示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其中阴和阳的对立是宇宙间的根本对立。《易经》世间一切变化看作阴阳对立的交互作用而引起的,就包含着矛盾对立的概念与发展变化的概念。《易经》六十四卦中有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等正反卦,这表明《易经》把矛盾关系看作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关系,尽管这些矛盾的构成有浮于表面的现象,但不失为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把平与不平、往与复两种互相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了,指出对立面存在着转化的现象。平的总要转化为不平,已经走掉的总还要转回来,这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与永恒性。又如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指:君子如能整天勤奋地工作,晚上又注意警惕,虽处危境,亦可无虞。这已有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转危为安的思想,对人们的处世行事有着积极意义。作为卜问吉凶的占筮之书,《易经》中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但《易经》中亦包含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易经》从卜筮迷信向《易传》的哲学体系的转化,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的需要以及传统的天命神学思想的动摇相关的。殷周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宗教化的天命神学的统治时期。奴隶主阶级一直利用天命神学和鬼神迷信来维护其统治。“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初统治者有鉴于殷由于奴隶倒戈而灭亡的事实,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较为精致的天命神学,把宗教、伦理、政治联为一体,使之成为周代奴隶主贵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按照天命神学,“天”(神)和“天命”具有绝对权威,而“人”则处于完全屈从的地位。但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和科学的进步,天命神学成了人们主要的批判对象。在春秋时期,天人之辨上已出现了无神论思潮的流行。公元前663年,虢国的史嘼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依人而行。”一般地说,对主宰过一个时代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始初,往往是采用“改头换面”的手法,而不是一下子“脱胎换骨”。神并没有被否定,只是神和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强调首先要“听于民”,其次以为“神”无非依照“人”的意志而行事。公元前645年周内史叔兴主张“吉凶由人”。郑国的子产则明确主张无神论。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说法,不能由天象来推知人事。这是天命神学开始动摇的征兆。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人开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体现在对《易经》卦象的理解上,就是以理性的态度来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而向哲学发展的前进运动,其结果就是《易传》的诞生。

子服惠伯与史墨两人是这方面的典范。子服惠伯提出了“《易》不可以占险”的见解,认为只有具备了善良品质的人用《易经》来占问忠信之事,才会灵验。否则,即令卜筮得吉兆,也一定会失败。这种限制天意而注重人事的思想,是与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潮相呼应的,表明当时的人们已从理性的角度对《易经》这部占筮之书进行批判与改造了。公元前510年,被季氏驱逐的鲁昭公死在国外,晋国赵简子问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这是什么道理?史墨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物都有“陪贰”、“妃耦”(搭配、对立),季氏做鲁君的搭配(对立面)已经很久了,而鲁君一代代放纵玩乐,季氏一代代勤恳努力,民众自然忘掉国君而支持大夫季氏了。如同自然界发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化一样,君臣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史墨认为,大壮的卦象是雷在天之上,雷本来在天之下,现在转化为天之上。这个卦象正好反映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这一转化是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天之道也”。这个“天之道”显然包括“天”(自然)和“人”(人事)在内的。实际上,大壮的卦象并不具有这种意义,把雷在天之上说成“天之道”,并证实在社会上就有君臣易位之象,完全是史墨的创造性解释。这一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此,大壮的卦象由预示吉凶的征兆,变为表述哲理的手段。

《易经》内部蕴藏着的哲学思维的萌芽,只是提供了向哲学体系发展的可能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奠基于这一变革基础上的重人轻天的无神论思潮,是促使这一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社会文化契机。尽管在春秋时期《周易》的发展中,用理性的沉思态度去对待《周易》的只是少数,而大多数仍滞留在信仰的框架中,但前者却是代表了当时的进步的社会势力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途径,反映了理性的觉醒和新的社会思潮。《易传》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在综合了前者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酝酿成熟的。

二《易传》:古代哲学思想的宝藏

《易传》有十篇,又称十翼。传者解经之谓也,翼者辅翼之意也。由汉至唐,学者多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欧阳修敢于打破传统观点,提出,《易传》非孔圣人之书,亦非一人之作,首次打破两汉以来孔子作十翼的正统观点,得到近代学者的广泛认同,《易传》中以《系辞》上下两篇最具哲学价值。

《易传》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企图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进行理论概括,然而这样一个抽象思辨的内容,却是利用了《易经》原有的卜筮框架来构建的。《易传》对《易经》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继承表现在保留卦象、卦名、卦爻辞三位一体的格式,发展体系在改造和扬弃了宗教巫术的内容,吸取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学说中的思想资料,形成了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哲学思想体系。

第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的确立。《易经》的框架结构完全是由“--”和“—”这两个基本符号推演而成的。由此排列组合成八卦,再重迭为六十四卦,所有卦象变化都由这两个基本符号的变化运动而决定。《易传》的作者用阴阳范畴全面解释了这一对基本符号,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原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阴阳的概念,很可能是先民们从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阴阳概念的萌生,一般认为较早见之于八卦,也即“--”和“—”的符号。但《易经》中并无“阴阳”两字。春秋时解《易经》的学者也没有使用“阴阳”的辞句。只是老子较早使用了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包含有阴阳的对立而在冲气中得到统一。虽然《老子》一书没有进一步论述阴阳二气的具体关系,但却为庄子及其后学所继承:“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这是说,阴阳二气既相互对立又交互沟通,由此达到和谐与统一。战国时期,阴阳家盛极一时,仅《汉书·艺文志》记载就有68家,著述1300余篇。其中一派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季节的变化和农作物生长的规律。而以邹衍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把阴阳五行说推广到政治上,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来解释五朝的更替,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王朝提供理论依据。《易传》在此基础上,首次次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

这一原则把阴阳上升为“范国天地”、“曲成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易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具有阴阳的性质,不仅自然现象的气上有阴阳、天地、风雷、水火、山泽有阴阳,社会现象上的君臣、父子、夫妇有阴阳,而且数学上的奇偶、品性上的刚柔、道德上的仁义,以及行为上的屈伸进退等也都有阴阳。天地万物的变化运动都可归结为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对立运动。一方面,它用“分阴分阳、选用柔刚”来强调差别、对立在变化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主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强调综合、统一在物体形成中的功效。在分合的关系中,阴阳两种对立势力在“相推”、“相摩”、“相荡”中造成无穷的变化,这就是包含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根本法则——“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这些命题都朴素地表达了事物的发展是对立面矛盾而又统一的思想。一方面是对《易经》辩证法思想的深化和丰富,另一方面,又克服了老子辩证法思想中的片面性,达到了辩证法的两点论。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要向它的反面转化而去,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叫“反者道之动”,但他又害怕这种转化,希望保持柔弱的地位以避免趋向否定,老子辩证法只涉及肯定到否定这一环节。真正的辩证法是“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易传》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名言,“穷则变”已包含“反者道之动”的意蕴,指出肯定的论断包含着转化,而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来说明“变则通”,便进一步指出了否定的东西与肯定的东西的联系。与老子相比,《易传》的辩证法更为通达全面。《易传》的两点论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如同一切历史唯心论者一样,这种辩证观念不能贯串到社会历史领域;相反在这一领域内,《易传》的阳尊阴卑的定位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当然,这是为儒家伦理与等级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的。《易经》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大约是自汉至宋以为十翼出自孔子之手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易传》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儒学化倾向。在先秦儒家那里,可以分为两大派系,一是孔孟荀一系,一是《易传》一系。儒家是在全面继承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周易》是西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也受到儒家的重视。《易传》并非孔子所作已成定论,但孔子与《周易》关系甚深:“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传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其用功之勤。《易传》在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用阳尊阴卑的主张来通贯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矣。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这是从自然界的日月、寒暑、天地等现象的观测,推及社会的尊卑、贵贱、君臣、夫妻、男女等关系,是《易传》力图囊括天地人三道企图的反映,即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概念已见于《孟子》,而柔刚是阴阳的属性,天地人三道都是建立在阴阳概念基石上的。《庄子·天下篇》在论及六艺的宗旨时说“《易》以道阴阳”,是颇知《易传》真谛的。

《易传》作者认为,刚健的阳作为天(乾)的属性,始终处于创造、施予、主动的地位;柔顺的阴作为地(坤)的属性,始终处于接受、服从、被动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一主一从,一尊一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显而易见,这是双方地位不能相互转化的形而上学定位论。虽然《易传》也认为阴阳二者的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一旦用于解释社会现象,它就力图避免这种转化。把居于支配地位的乾阳确定为尊贵的象征,把居于被支配的一方坤阴确定为卑贱的代表,认为尊者贵者支配卑者贱者的现象是合理的。这主要体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确立封建等级制度的要求,与荀子以礼来论证尊卑贵贱等级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乃天经地义,是异曲同工的。其实天上地下并不必然会得出天尊地卑的见解来,惠施的“历物十事”中的第三条就是“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尊地卑的价值评定是《易传》作者强加给自然界的,然后这一评定又被拿来与社会现象相比附,认为社会上的尊贵卑贱无非是自然界天尊地卑的映照。作者认为,坤阴虽有才德之美,但理应含藏不露以随从尊贵的乾阳,即使取得成功也不敢自居其功而应把功劳归于乾阳,因为坤阴是被支配的“地道、妻道、臣道”。这种阳尊阴卑的形而上学的定位论,从理论层次上适应了封建等级制度与社会伦常秩序的稳定化的需求,既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愿望的体现,又为后世历代儒家所普遍接受。

与此相呼,《易传》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改铸了六十四卦中的卜筮内容。《易传》则把天与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奠基在人道(仁义)原则上,与孟子属同一类型。“《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易传》的天道观无非是为了明白“人事”,这种天人合一学说的目的是为儒家伦理道德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和牢固的基础。

第三,《易传》把儒家的中道思想贯穿于六十四卦的始终。前于《易传》则有孔子的“中庸”,后于《易传》的则有《中庸》的“中和”,这都是儒家中道思想的体现。中道思想强调适中,其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拈出“中庸”,表明他的最高道德标准,其实是折中和平庸的东西。《中庸》之“道中庸而极高明”,就是由此而言的。中庸的原意是指德性,认为人的行为过与不及皆有碍于崇高的德性。中庸仅一见于《论语》,孔子又语焉不详,而防止过与不及的见解,又确实为后人从哲理意义上的阐发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易传》作者从中庸思想出发,反复说明了过与不及的危害性,尤其体现在对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等卦的理解中。经常出现的是“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中孚”、“得中”、“中道”、“位当”、“位中”、“中以行进”等等字眼,于执中的重要性反复致意。同时根据六爻中二、五中爻的阐述,大大发挥了中道思想。《易传》重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强调发展变化,但并不把这一见解推到极致。《易传》非常注意对立面的平衡与稳定,认为事物的发展一旦突破中界线就要向两极发展,最后必然走到其自身的反面;为了不使走到其自身的反面,只有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进行节制和约束,使之“得中”,这是使事物处于稳定状态而保持亨通的根本法则。“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这是象传对未济卦的解释。宴会饮酒是欢庆胜利,有助于天下安定,但整天沉湎于酒食之中,胜利还会走向失败。二者的转化为什么这么快?“不知节也”。《易传》把儒家局限于道德范围内的“中庸”一词,扩大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中一切事物保持稳态的中道思想,这自然是一个质的飞跃。中道思想有折衷主义的因素,但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为后来希冀长治久安的封建王朝所青睐。明乎此,也就可理解缘何《周易》冠于六经之首,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的道理了。

三、《周易》对国人思维方式之影响

《周易》是神学的迷雾与哲理的深邃的共生矿,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后世对其不同解释的累积,形成一个庞大的易学系统。不了解易学史上不同流派及其主要著作中的思想内容,就谈不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确认识。

哲学史上对《周易》的研究,自汉代以降,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明易学时期、清代易学时期。

一部《周易》,为什么能惹得古代众多的学者穷年累月、殚精竭虑地孜孜以求?为什么能对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启蒙者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这里仅从思维方式的视角加以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开始时提及的经学态度。经学态度,就是以圣贤的言行、经典的著作,作为自身的思维方式的准绳。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具有主宰万物、牢笼百家的功用。举凡科学的知识、治国的道理、等级的规定、社会的准则、人伦的规范、教育的内容都可在经书里找到权威的答复,经义的内容具有万古不变的永恒性与时时适用的普遍性。这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哲学的发展往往是以一个思想体系替代另一思想体系的模式进展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则是在注疏诠释经书的外衣掩护下,努力从事“义探新政改目不暇接观”。王弼的《周易注》、程颐的《伊川易传》、王夫之的《周易外传》都是典型。

这并不意味着经学态度是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因为一些成为哲学史的聚焦点,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往往是披着经学的合法外衣的;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哲学家,采取经学态度,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在专制统治与独尊儒术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传播自己思想的合法手段。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这是披着经学外衣而为变法维新张目的著作,但仍三遭毁版。其后《孔子改制考》的命运也不太好。经学家皮锡瑞说:“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犹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些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非同一般的启迪。即使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的情况下,讲变革也得假托圣人之言、披以经学外衣,更何况在中另古代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呢!在那种时代,任何一个哲学家,若要阐发自己超越前人、不同凡响的见解,必得假托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训解。尽管假托者的期望值已与原先的经典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不这样做就无法取信于时人。如果设身处地为古代贤哲们想一下的话,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何在《周易》上手不停披地探隐索颐内中的意蕴了,也就不难知晓《周易》何以会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进程带来旷日持久的震动了。“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这是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一句话,以此来综括《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其实这种“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进程,并未中断,仍在新世纪里进行着。

附录:《周易》中的名言警句: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译文】天道运行强健有力,君子因此要自觉奋勉,永不停息。

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

【译文】地的气势厚实温顺,君子应效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来包容万物。

3.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文言》)

【译文】积累善德的人,后代子孙必有福庆;积累恶德的人,后代子孙必有祸殃。

 4.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周易·乾·文言》 )

【译文】居高位而不骄横,在下位而不忧愁。

5.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系辞下》)

【译文】君子能够怀藏器具(才能),待时机而动。

6.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

【译文】路径有别而归宿相同,谋虑各异而目的一致。

7.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周易·系辞下》)

【译文】善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成就美名,恶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亡身。

8.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周易·乾·文言》)

【译文】君子能够通过博学以积累知识,审问疑难以辨明事理,以宽阔胸怀来待人处事,以仁爱之心来指导行事。

9.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周易·坤·文言》)

【译文】作为君子,恭敬使得他内心正直,符合道义使得他行事端方不苟;一旦做到了内心诚敬,行事合义,就会得到人们普遍的信赖。

10. 同声以相应,同气以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各从其类也。

【译文】同样的声调能产生共鸣,同样的气息能相互吸引。水往低温的地方流,火往干燥的地方烧,云随龙而出,风从虎而现,说明天下万物都是亲附同类的。

11. 不恒其德,或承其羞。

【译文】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其君子之德,就可能蒙受羞辱,定会遗憾。

12.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周易·系辞上》)

【译文】收藏财物不慎,等于诱人偷窃。女子装饰妖艳,仪容不端庄就容易招致奸淫的事。

13.二力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周易·系辞上》)

【译文】只要与人同心同德,便无坚不摧,锐不可当;沟通心灵的言语,就像兰花一样的芬芳。

14.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

【译文】君子与上交往就不谄媚,与下交往不轻渎。

15.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译文】事物发展到尽头就要发生变化,只有变化才能亨通,亨通就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1] 本节内容根据朱义禄  陈宁宁《源一而流分的宏伟景观——《周易》与古代哲学》删减而成。

 

编辑: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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