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与三表
——墨家的智慧
墨子（墨翟，约前478—前392）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因不满于儒家的尊崇周礼，于是“北周道而用夏政”，创立了墨家。墨家的治学宗旨是与儒家正相反的。孔子隆礼乐，墨子非礼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厚葬，墨子薄葬；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则要“明鬼”，等等。墨家也是先秦自觉讲求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学派，（墨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形式逻辑的人）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哲学中是罕有的，而与古希腊以知识论为主、面对自然的倾向倒相当接近。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历史最终没有选择墨学，而是选择讲道论德的儒学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主干。
一、兼相爱与兴相利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墨子一生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归宿。墨子认为国家之间的征战，君臣上下的篡乱，家庭人伦的不合，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其实都是由相互之间“不相爱”而产生的。而医治的药方，就是“兼以易（代替）别”。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分差别彼此而普遍相爱的“兼爱”思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以下只注篇名）。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是平等的关系，通行的应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的原则。在如此的社会图景下，先秦时期激烈的征战、劫夺、欺诈等人类社会的恶习都被消除了，“天下之人兼相爱”，到处是一遍和睦美好的景象。
但是，墨子讲仁却反对礼，认为儒家讲礼是“糜财而贫民”，“伤身而害事”，亲亲尊尊之礼制正是维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故要求打破等级任用贤才。墨子“兼爱”观的实质，在思想上是以博爱取代自私之爱，在政治上则是以任人唯贤代替任人唯亲，要求打破臣父子的上下尊卑和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桎梏，这就与儒家的亲亲尊尊主张形成了正面的冲突，所以遭到了儒家的激烈反对。
儒家从重义轻利出发，肯定爱人的高尚情感，而贬低物质利益对人的意义。孔子便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将仁义与利益对立。墨子的兼爱则十分注重物质利益的作用：“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故墨子反对将仁义与利益割裂开来，而主张双方的统一。“兼相爱”之因在他能够导出“交相利”之果。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之》）墨子的仁义绝不是道德的清淡，“亏夺民义食之财，仁者弗为也”（《非乐上》）。仁义所以值得倡导，正在于它的价值就是对人有利：“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种》）“兴利除害”在墨子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兼爱主张能得以实现的利益保障。在他眼中，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等级和从属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互相亲爱，这是他们各自的利益使然。即爱人者心被爱，利人者必被利，害人者也必被害。所以墨子对实现他的主张抱有充分的信心。
墨子提出的兼爱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缺乏必要的生存基础，只是到了近代的新的历史时期，才又重新发出它的思想光辉。
二、非命与天志
战国初年，天命论的思想还非常浓厚，孔子“三畏”的首畏就是“畏天命”，而自孔子开始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宿命论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墨子则可以说是最早自觉地批判天命论的思想家。
（一）强力胜天命
墨子认为人可以以强力战胜天命。社会政治的好坏，在他看来与天命无关，而在于人为。桀纣与汤武，一治一乱，“此世未易，民未渝（变），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上》）。不是命、而是统治者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治乱兴衰。故敬畏天命是无益的，所谓“命”的概念，是统治者用来迷惑民众的。墨子遂提出了“强力”的概念来与天命抗衡。
墨子认为，动物完全依赖自然而生存，人却与此不同：“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人是以“力”去证明自己生存的理由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天命的问题。在这里，所谓“力”，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手段，“不与其劳而获其实”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墨子的强力观不仅要与自然抗争，而且也是对不劳而获的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抨击。故与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相对应的，是墨子的“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治，不强必乱”（《非命下》）的强力胜天命的观点。
（二）天志明鬼
墨子主张非命，但同时又倡导“天志”和“明鬼”，肯定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他认为，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长幼贵贱，都是天之属国和天之臣民，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故谁也不应该压迫谁，“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天志中》）。如此的天意实际上就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所以他说他有天志就如同“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一样，他要以此“规矩”为标准来衡量天下的社会政治主张，结果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是最佳的选择。从而，“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即便是天子，他也要受天的警诫和约束。天的意志成为了人间最公正的裁判者和实际的威慑手段，以此来推动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主张的施行。
除了天志的手段外，鬼神也成为了墨子的助手。他认为，鬼神是天或上帝的辅佐，是最为明鉴的，吏治官府之不洁，君王枉杀无辜，鬼神都无所不知，所以统治者行事必须要谨慎小心，不然便会受到鬼神的惩罚。
墨子利用“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同上）来推行他的说教，一方面是利用了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倡导的“强力”其实并不强，不得不到天国去寻找补救的力量，幻想有圣明的上天、鬼神来解决人间“别相恶、交相贼”的严酷现实。这也就造成了他既主张非命、又提倡天志和明鬼的一个奇特的矛盾体系。
三、名实论与三表法
墨子的认识论属于经验论的范畴，他突出了感觉经验的作用，这尤其表现在他的名实论和三表法中。
（一）名实论
墨子的非命主张是以他的感觉经验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他自觉地把名实问题引入了认识论。他规定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经说上》）名、实、耦、为都联系于知，但又都离不开行，名实的耦合是在行中实现的。而“为”的范畴更鲜明地强调了它是志向、动机即知的一方与效果即行的一方的统一。所以人的言行、知行的是否相符，应当“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从而，与孔子的“正名”、即以名正实不同，墨子强调以实正名，“取实予名”。名实的相合主要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他举例说，瞎子并不是不知白黑之名，但将白与黑的东西放在一起，瞎子却不能作出选择，这说明脱离开实之“名”，其实只能是空名，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而就知识来说，只有名实相符之知才能算是真知。
但是，墨子判断名实是否相符、事物或有或无的根本依据是人的感官，故凡是耳闻目风为有者，他都据此判定为实。
（二）三表法
墨子的经验论特别强调了“仪”即标准的重要。没有一定的标准，是非利害根本就无法分辨。他说：“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非命上》）立在旋转不停的轮子上的仪器是不可能准确测量出“朝夕”来的，故必须为一定的言论行动确立标准。这样的标准共有三条即所谓三表：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历史经验、耳目闻见和实际功效作为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三表”强调以感觉和实践经验作为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可以说是中国“实践论”的初始形态，在中国认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期墨家克服了墨子思想中的鬼神观念，着重发展了墨子的逻辑学、认识论和自然观，对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墨家在先秦是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它既与儒家学者分庭抗礼，又曾与杨朱学派二分天下，以至天达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地步，构成为对儒家地位的严重挑战。但到了后代却成为“绝学”，直至清中叶以后，才重被学者们所看重而得以发掘和弘扬。
附录：墨子的名言警句
1. 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亲士》）
【译文】君子对于进取的士人能够不挫败他的志向，对于隐退的士人，也要体察他的苦衷，即使贤士中杂有平庸的人也无怨悔之心，这是他有自信的缘故。
2.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修身》） 。
【译文】意志不坚强的人才智也不会通达，说话没有信用的人行动也不会有结果。
3. 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 （《所染》）
【译文】如果他的朋友都妄自尊大，胡作非为而又营私结党，那么他的家族就会日益损耗，自然也会慢慢走向危险，名声也日渐降低。
4.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法仪》）
【译文】天道博大而无私，它施恩深厚却不自以为有德，它永久光明永不衰竭，所以，圣明的君王都效法它。
5.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
【译文】节俭就会昌盛，奢侈就会灭亡。
6.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尚贤上》）
【译文】爵位不高，那么人民就不敬重他；如果俸禄不厚，那么人民就不会信任他；如果在理事的时候没有决断权，那么人民就不会畏惧他。
7.兼相爱，交相利。
【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
8.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
【译文】天下的人都相爱，那么强大的就不会压迫弱小的，人多的就不会抢劫人少的，富有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显贵的就不会轻视低贱的，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笨的。天下一切祸乱、篡位、积怨、仇恨等之所以都不发生，就是由于互相爱引起的。
9.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
【译文】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必然爱他；利于别人的人，别人也必然利于他；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必然憎恶他；残害别人的人，别人也必然残害他。
10.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
【译文】尊重贤才，是为政的根本。
11.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
【译文】一个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众多，治理国家的力量就雄厚；贤良之士少，治理国家的力量就薄弱。所以执政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聚集众多的贤良之士罢了。
1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
【译文】要以品德安排官位，要以官职大小授予相应的权力，要按付出的劳动定其奖赏，要按功劳大小分发俸禄。所以官吏没有永远富贵的，贫民百姓也不是终身卑贱的。有才能的就选拔，没有才能的就撤掉。选拔大家公认有“义”的人，消除私怨成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1.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译文】仁爱的人做事，必定要增进天下的利益，革除天下的祸患，并以此为做事的原则。
12.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兼爱下》
【译文】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著行。
13.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非乐》）
【译文】人民有三种祸患，饥饿得人没有吃的，寒冷的人没有穿的，劳动的人不能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