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理想世界

                        诗人的理想世界

                              ——写给杜甫

                               方永文

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诗歌中不可避免的流露出对盛唐强盛的热衷赞美。时代造就英雄，也造就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奋斗着。"立登要路,致君尧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些理想一直伴随着我们诗人的一生，哪怕是失败也没有放弃。 杜甫的理想模式永远是儒家的模式，即德政。尧舜之世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已经很久了。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尧舜之世，文武之治，便成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千年间的最高典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是大诗人杜甫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他不仅在更事不深的早期这样想、这样说，在饱经忧患的晚年，也是这样来评价生活，“致君尧舜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直到辞世之年，诗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句话，“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扎，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希望自己一生的追求能在青年朋友的手中实现。尧舜之世是生命的太阳，照耀着诗人光辉的一生。
       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①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② 杜甫的努力不仅是对他所在时期的三代帝王的批评，他的深衷是“再兴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为此，他对恢复大唐盛世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建议，都在他的诗歌中自觉的流露来。                                                 

他反对暴政，提倡仁政。我们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写自己的痛苦中，而是在思考为何在这样的季节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他想到了租税，自家“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何况是平民百姓呢。于是他极力的反对统治者的奢侈生活，这时的唐皇帝失去了年轻时的睿智和英明，大腐败的社会现实中，只有诗人独醒，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深刻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晚年的诗 《提封》中说：“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草窃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到了晚年，诗人任没有忘记勤俭节约治国的追求，但它最终无法实现，眼睁睁看者大唐的江山日益衰落，空留一声的叹息，也没有办法。

他反对战争，因为它带来的伤害太大了，不仅是自己个人，也包括全社会。我们在读他的《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时，有对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的谴责，以及积极的替朝廷出谋划策，来消灭战争；读《兵车行》时，“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诗句让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痛灾难，希望不该发生的战争不要再延续下去，不要让“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响彻中原大地。同时，他又反对开边，反对民族兄弟之间的挑衅，如《兵车行》说到；“ 车辚辚，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 或从十五北防河， 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 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认识到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诗人描绘的是一幅悲惨凄凉的送别图，军人家属送别儿子、丈夫出征，家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战场上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家里的生活也可想而知， 没有了壮丁，谁去下田，微薄的收入还不够交租，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还有“三吏”《新安吏》中有这样一句：“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唐天宝年间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因此杜甫见许多少男被当成壮丁捉走而提出此问。但当时战事连连，唐王朝又急需补充兵力，因此大肆抽丁拉夫。壮丁既已被抽调完了，只好征用未长成壮丁的少男，所以府吏说“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但中男又瘦又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对此问并没有提出解答。接着杜甫沉痛的将眼光投向被押送的人群，只见结实一点的男孩是因有母亲照料，且有母亲在送行，但瘦弱的男孩，更见其无依无靠。此时虽不见一个“悲”字，但骨肉亲情即将生离的深切哀痛，已回荡在文字之间，读之令人心酸落泪。夜幕低垂下的白水青山，似乎也能感受这哀痛，而呜咽不已。诗人再也无法看下去了，写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们可以联想到《石壕吏》、《潼关吏》）及“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一幅幅对老百姓生活的同情和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杜甫杜甫赞美纳谏的明君，希望自己做一位直谏的贤臣。从长安一路逃到凤翔后，做了一个左拾遗的官，虽然这个官职不是很高，但诗人非常重视他，因为他可以直接给皇帝提意见，从而进一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的伟大抱负，中年的他很高兴。在《行次昭陵》中感慨到:“直词宁缪辱，贤路不崎岖”。但封建皇帝没有重视他，没有把他的言论当回事情，但他仍然要直谏，最后差点丢了性命。 直谏贤臣的同时，他同样反对亲逆臣。开谏路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他激烈的反对小人逆臣在皇帝身边，虽是一厢情愿的抒发自己的唠叨，但也十分的真切感人，使后人一向有个误区，把杜甫说成是一个忠君分子的代表。他的“忠”里面有的是对国家和人们的热爱，有对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追求，他没有愚到死忠的地步，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在《丽人行》里面，面对玄宗对杨氏姐妹的宠爱，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的人误国，给与强烈的讽刺；杜甫总结了小人的特点，一是身为下贱，势可炙人。二是报喜不报忧。“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百舌》，三是隐藏很深。“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百舌》，四是深得宠幸。诗人在他的诗中明确指出了他们这些人的危害，“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石笋行》，希望统治着能够吸取教训。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想起“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的往事，曾经经历过盛唐景象的诗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一现状，提出要反对藩镇割据，如《有感五首》组诗。同时，杜甫面对刚刚结束的战乱，希望国家实现安宁，百姓得以修养生息，他又提出了要重视农桑的观点，毕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自古以来都重视农业生产，这是立国的根本。首先，他认为要关注农业首先要关注农时，要关注天灾，及时的反映农业灾害。灾变是农业的天敌，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年），《秋雨叹》三首，《九日寄岑参》中大声疾呼：“ 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如《三川观水涨》记洪灾，《复日叹》中记关中大旱，《喜雨》记大旱，《火》记大旱。 杜甫在梓州时，也作有《述古三首》，其二云：“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可以看出是杜甫对当时的理财者以及统治者的一种建议，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农为本，以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小利，加强农业生产。其次，重农桑的另外措施就是要倡议销兵助农。杜甫在《兵车行》中就认识到了战争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安定，而且他极大的摧毁了农业的生产。故在天宝末年就提出“想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晦日寻崔戢李封》）。晚年，有感于国家到处都是战乱，他对此更加关注。他在自己具有总结性的诗歌《夔府书怀四十韵》中说到：“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帷。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他甚至在梦中都是在提醒统治者要息兵助农，如《晨梦》“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杜甫看来，只要销兵助农，就可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男耕女织的快乐生活“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这些建议，几十年如一日，虽然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听他的话，但是他愿意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片丹心献给了他亲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