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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王朔看鲁迅

2014年03月24日 15:02:01 访问量：214次

我观王朔看鲁迅



张梦阳　　1 　　王朔挺可爱。　　不是读了他的近作《我看鲁迅》之后才产生这种感觉，早在十余年前邂逅相遇时就觉得王朔可爱了。　　那是1988年秋天的事了，我正为作家出版社翻译《中国人气质》一书，一次走到文联大楼前边，见一位瘦小精悍、穿身仔服的小伙子正推着辆自行车跟三、四个青年男女说话，一位高个儿年轻人背着挎包经过，问小伙子来做什么，小伙子指指大楼不无得意地说：“作家出版社给出本书！”又问道：“你来干什么？”那年轻人说：“来给你写评论。”小伙子立即兴高采烈，扬起手臂高声喊道：“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 　　一时间，我不禁哑然失笑，纳闷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作家出版社出书，又坦然请评论者说好点儿。到了出版社跟《中国人气质》的责任编辑懿翎女士提起此事，懿翎拿过一本王朔的书，让我看像片，我方才恍然大悟，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原来那位小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朔！　　后来我与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谈起此奇遇，并学着王朔的姿态喊：“哥们儿，给说好点儿啊！”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我又不禁肃然，感到王朔挺可爱：其实作家们是无不愿意评论家把自己的作品说得好点儿的，然而又都不愿说出口，往往还要拐弯抹角地假意谦虚一番，请人多多批评、哂笑等等。然而倘若真有尖锐的批评，则立刻暴跳如雷，恨不得置批评者于死地。王朔则不然，坦然请人说好点儿，倘若人家说不好，批评尖锐点儿，也没见他怎样气急败坏。做到这点，在虚伪之风笼罩文坛的时候是大为不易的。　　读了《我看鲁迅》之后，更觉得王朔可爱，就在于王朔以坦然之心谈出了坦诚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尽然正确，却是真心所想的。　　2 　　其实，《我看鲁迅》是最应该激怒我的。王朔文后有言：“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上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而我目前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专“吃鲁迅饭”的，要扇，我当然首当其冲，无法脱逃。而我既不会恼怒，也不想脱逃，反会因为终于见到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鲁迅先生而庆幸，即便被扇得两颊红肿，热辣辣地疼，也无半点怨言，并会因为终于亲眼见到了毕生景仰的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而兴奋不已。原因在于我之所以“吃鲁迅饭”，并不图这碗饭好吃或易吃，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倒是准备吃苦受罪的。事实上，鲁迅这碗饭并不好吃，而且越来越难吃，吃下去只会越来越穷，越来越苦。但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吃”下去，并在1988年秋天广州鲁迅研究会议上就表示过：“即便有一天，研究鲁迅的人要坐牢，杀头，也会坚持下去！并会更加坚定！”1999年秋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电视片《鲁迅》采访我时，我又重申了这一立场。所以，为谒见鲁迅先生而付出被扇耳光的代价是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　　这耳光也是应该扇的，对此我早有同感。不仿摘引一段拙文《悟己为奴与立人》中的话予以说明：“1995年在张家界召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敦促下终吐真言：”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仅占5%，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1%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　　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学养有素、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悟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 　　有人指责我说：“这不是连你自己也否定了吗？”我答道：“我正是在反思自我、否定自我中，联想到了整个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回想起自己长期以来让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在奴性磨盘上苦苦劳作的情景，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痛感必须首先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开始真正的研究和写作。　　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笔抹杀80多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实际上，鲁迅研究无论在著作整理、史实考证，还是在研究的深广度上都是其他作家研究无法比拟的。到如今，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前面的统计算来，足有一百篇谈出了真见，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鲁迅研究还日益显现出了强大的后劲，到世纪之末仍屡有别开生面的新作推出，并展现出远大的前景。鲁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而越来越耐得住咀嚼，其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含金量。　　鲁迅研究正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的。王朔提出的“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正切中了鲁迅研究的肯綮。王朔讲得很中肯：“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地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在那里磕头如捣蒜，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这种心态很像《皇帝的新衣》所描绘的：明明没看到什么新衣，但怕别人说自己不聪明，又怕触怒龙颜，而胡夸皇帝的新衣如何漂亮。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屡屡论个不停的什么鲁迅的思想发展、世界观转变，什么“进化论”、“阶级论”、三个“家”等等，其实并非鲁迅本人的思想，而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即使这个评价多么伟大，也不能代替鲁迅本人的独特思想。很多年来，所谓鲁迅思想研究就是在这种“不甚了了”、“不明真相”、却又“磕头如捣蒜”、假“玩深沉”中过来的。新时期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鲁迅研究界才开始走出这个“怪圈”，不再满足于对钦定的评价进行诠释，而开始寻找属于鲁迅本人的原创性、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思想。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这一观点是由我的老学兄、著名鲁迅研究家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钱理群、王富仁先生又进行了卓越的阐发，林非先生则在力作《鲁迅和中国文化》中从文化底蕴上作了空前深厚、透辟的阐析。8、90年代之交，青年鲁迅研究家汪晖又从精神结构和“历史中间物”的高度对鲁迅的人学思想予以了崭新的论述。汪晖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新观点，而在于从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上扭转了鲁迅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习惯性思维定势，震撼了只满足于诠释、印证的奴性思想窠臼，使鲁迅研究开始了精神独立的历程。因而其意义绝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界，已经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鲁迅研究与中国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精神独立、思想解放，鲁迅研究必蓬勃；精神萎靡、思想禁锢，鲁迅研究必扭曲。值得令人鼓舞的是在20世纪之末，鲁迅研究界又出现了一本继汪晖之后再开新生面的力著，这就是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进一步从哲学高度阐发了鲁迅的“立人”思想。读读这些书，一定会对“鲁迅有什么思想”的问题有所释然。　　王朔不清楚“鲁迅有什么思想”，并不赖他，他坦诚地提出问题就是一大贡献。其实，不清楚这一问题的人恐怕很多，只是没有提出来，或者压根不曾深想。很多人没有搞清这个问题，责任在鲁迅研究学者忽视了普及工作，没有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传布到群众中去。　　我们应该树立自省和宽容的精神，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要一听到对鲁迅的不同意见，就激怒，指为“贬损鲁迅”，自命为“鲁迅卫士”。　　其实，鲁迅是不用人保卫的。倘若一无人保卫就会倒台，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1931年鲁迅知道日本弟子增田涉要为他写传之后，立刻就写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两句郑板桥的诗送给增田涉。这说明鲁迅是希望听到“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的。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殷切盼望衷心热爱的中国人民也这样做，临终前不久还谆谆告诫同胞要注意听取别国的批评，“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实质是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峰上代表中国人进行着艰苦的民族自省，为改造国民性、树立高尚的人格奋斗了一生。也恰恰是这个原因，鲁迅才被称为“民族魂”，受到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长期的尊重。我才如前面所说：为了研究好鲁迅，不惜受穷受苦、被扇耳光以至坐牢、杀头！　　4 　　谈到民族自省问题，就不能不提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既可痛又可哀的阿Q.王朔认为“阿Q 是概念的产物”，“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 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 　　这个看法就未免乱弹琴了。　　阿Q 的典型塑造问题，一直被称作是鲁迅研究界以至文学理论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异常艰深的理论难题。“文革”时期，我在惟难中的何其芳同志启发下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历尽艰辛，滴水不漏地收集、梳理了全部阿Q 研究资料，历时20余年，终于写出了《阿Q 新论阿Q 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等论著，至今仍在孜孜以求，但是还感到没有说透，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是不可能讲明白的。不过，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阿Q 是一个蕴含深厚哲学意味、思想性很强的艺术典型，但绝不是“概念的产物”。鲁迅塑造阿Q 这个典型形象是有充分的生活依据的。他重点专用绍兴家乡一个叫谢阿桂的农工作模特儿，又杂取其他种种人的行状，综合成一个活生生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又“深掘”而非“寄植”地从阿Q 灵魂深处挖出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普遍的消极性思维活动，使这一艺术典型达到个性与共性、具象与抽象的高度统一。第二、阿Q 与祥林嫂相比，确实有所不同，但不是靠下，而是高得多。他属于一种侧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哲理化的艺术典型。这种典型的塑造是高难度，很少见的，在世界文学中也仅有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极少数人物形象达到这种高度。而阿Q 则是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贡献出的唯一一个堪与堂。吉诃德等人物媲美的进入高深境界的艺术典型，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因为只有阿Q 一人孤伶伶地享此殊荣。这种典型的价值是非常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过一个不太成功的这类典型高略德金，虽然不尽如人意，陀氏却认为“在自己的社会重要性方面是一个伟大的典型”，“高于《穷人》十倍以上”。之所以具有这样高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典型升华到了具象性与抽象性高度统一的化境，既是“这一个”个性化的鲜活的具体人物，又包含底蕴无穷的哲学启悟意义，像一面面明镜，映现出人的心灵的秘密，照射出人类普遍的弱点，从根柢上教育和敦促人类克服自身的弱点，具有恒久的普遍意义。譬如“精神胜利法”等等本是当时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精神现象，人们对此却长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自阿Q 出现后，才猛然惊悚，引发深省。现在时代虽然不一样了，然而“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现象和退回内心以求平衡的人类普遍弱点仍然存在，所以阿Q 依旧保持着深刻的鉴戒意义，令人回味无穷。鲁迅是第一个发现和概括出“精神胜利法”并成功地塑造出阿Q 这一艺术典型予以表现的作家，仅此一点，就毫不逊色于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第三、阿Q 这类人物形象既是一种达到高深境界的变异性的艺术典型，那么领悟这种典型的意义也必须改变自己的欣赏习惯，采取深化一些的思维方式，不可停留在读解祥林嫂、甚至听马三立说“马大哈”相声的水平线上。　　王朔说：“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的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是讲得很好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计划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衰落写起，第一代是章太炎，第二代是鲁迅自己，第三代相当于瞿秋白等人，第四代是如冯雪峰似的青年，并认为长篇小说的严格形式可以解放，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能够推想得出，倘若真能写出，一定会是异常精彩的杰作。另外，鲁迅还有写作《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等学术著作的规划。倘若这些计划都能实现，当会给中国文学增添多大光彩啊！然而都因鲁迅的早逝而付诸了东流，真是可惜！除了当时的环境限制和个人必然存在的弱点之外，中国人不知尊重和珍惜自己民族的天才，恐怕也是一大原因！　　长篇固然重要，短制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中短篇小说完全可以造就大作家，散文随笔也可以创造文学奇迹。关键在于有无独特、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王朔对那些“顶着‘著名散文作家’”的文坛“碎催”予以极大蔑视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杂文和散文也采取轻视的态度。我认为论小说，鲁迅不能算世界最上乘的；论杂文和散文，鲁迅却无疑是世界第一大家。放眼世界散文史看一看吧，谁个能像鲁迅那样以犀利、泼剌、独特的如椽大笔横扫千军，深刻解剖民族和人类的灵魂，产生无穷的精神震撼力，又创造了如此瑰丽、璀灿的美学境界？　　5 　　最后，该骂一骂王朔了。　　俗话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因为王朔挺可爱，我才要骂一骂他。　　你丫（这是王朔常用的字眼儿，陈村也借用过）坦然承认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地说出了许多别人不敢说或不便说的真话，的确挺可爱。不过，倘若总以“无知”自命，甚至自诩、自傲，及至称霸，以为“无知”即可胡言乱语、横冲直撞，则会走向反面，变得不可爱了。　　鲁迅讲过一句名言：“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学问高深如山如海的鲁迅先生尚且自感需要学习，何况浅薄如吾辈呢？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恃无知而偏不学习。知识和学养，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都需努力汲取，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以丫王朔的聪明和灵气，如果自我关起来苦学20年，说不定“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 　　倘若不学习，继续这样“无知”、“无畏”下去呢？丫可要真的“晕菜”了。　　作者：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通讯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邮编：100732emeil ：meng.y****@263.net

编辑：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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