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诗刊》2014年2月号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
杨庆祥
1980年生,诗人,批评家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再见,409》
我把钥匙交给你,管理员阿姨
请你继续监视409——
我曾躺在那里三年
把身体摆了很多姿势
黄博士欣赏其中一种
秦博士则欣赏另一种
他们在走廊里大喊:啊——
请趁早把灯光熄灭
如今可以熄灭了
影子贴在墙上像饥饿的蚊子
如果没有肉体叮咬它是否寂寞?
如果呐喊都变成了墙壁中的螺丝钉
兄弟们,这是否就是一次不成功的
毕业?
我一次次躲开你们
在玻璃门窗前顾影自怜
有一夜我读《搜神记》,男扮女装
呕吐出十平方米的山峦、森林和草原
原谅我,409
我一直履行严格的登记手续
只有很少的几次,我站在楼下眺望四层
发现我的衣裳伪装成人,对我眉目传情
我发誓我不认识她,她不是我带来的
任何一个。所以,管理员同志
请继续并加强对409的监视:
一枚指甲可能会击穿电梯的寂寞心脏
一枚发丝可能引爆暴跳如雷的空气
请你转告那些执著寻找我的异性:
在午夜十二点,那小子已经交出全部
(包括你们留下的口红和亲吻)
无限温驯地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不睡》
他们不睡
他们在空气中造蛆
他们持续不断地训练味觉
突然吞下一截下水道
又吐出来。又吞下去
他们是一群夜行人在我们身边
《暗示》
暗示。渐渐下沉的天空。面色阴暗的云。一座城在它们的下面,一座城变幻莫测,满布疑云。
暗示,无论阴晴圆缺。
高跟鞋在三楼的门口,左一只,右一只,第三只在鞋架上,不成双。一只属于猫,一只属于她,一只属于多情的灵魂。
暗示。三只高跟鞋充满悒郁气息,三只是分裂,不在一楼二楼,不在四楼五楼,三楼有何意义?三只高跟鞋是三种暗示。
三只高跟鞋与“三”有关,古老神秘,莫非源自《易》?莫非子智慧若此,三角形、稳定性、代天伐命、汤武革新、新青年、新科技、一张脸的神话画满三角形……暗示,一个舞女怎会有三只性感之足?
暗示。一座城万变于其中,使人行其道,兽行其道,鬼行其道。一座城不属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夜猫或走狗,一座城属于三,三生万物。
《南山》
我看见南山了
亲爱的,南山不在南边
也不在地平线的斜角
我还是饮了一大口酒
我想说胡话,比如
爱你恨你想你
比如天长地久一世又一生
只有南山能听得进去啊
只有酒后才能吐真言
在南山面前我一点都不脸红
亲爱的,
南山似乎就在眼前了
我还要继续赶路啊
《芦荟之约》
我要把亲密的话向你诉说
一坨一坨恰似你的骨架
相互扶持相互辩驳
你毫无防备
吐露爱意
无助地
当然没有错
绿植只能独自生长
毫无用处
《立秋日》
他们掀翻草坪
顺手搬走椅子、路灯
踩死蚂蚁及其伴侣
他们把咖啡馆圈进
金碧辉煌的大厦:
刷卡才能进入
笔直的路被扭曲
上面洒满钉子、锯屑和尿渍
有人在路的尽头放声大哭
有人的屁股不得不在半空飞行
杨庆祥
1998年我出版了第一部个人诗集《在边缘上行走》,其中收录了我从13岁到18岁五年时间创作的近80首诗。这些诗歌几乎都是习作,写下它们,纯粹出于自我情感表达的需要。我那时生活在皖西南的一处水乡,我生活的环境和情绪几乎都是古典式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些对我来说不是诗歌,而是我自然生活的一部分。我有大幸运,沐浴了中国农耕文明最后的余晖。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我曾经无数次泅游的大湖,已经被污染得养不活几条鱼。
后来上大学中文系,开始系统阅读古今中外的作品,尤其是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我还记得第一次阅读海子,百感交集,无以名状。伟大的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李商隐、苏轼,经典的里尔克、尼采、帕斯捷尔纳克、艾略特、庞德、波德莱尔,还有我同时代的北岛、海子、昌耀、张枣、骆一禾、顾城。等等。不息的诗歌大河流过每一个后来者的身体,我有幸被激活。这一阶段算得上是我的写作自觉的时期,《古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2001年安徽的《诗歌月刊》“发现”专辑以头条刊发了我的一组诗,这也是第一次被称为“80后诗人”。
2004年到北京读研,面对现代性的直接刺激,诗歌风格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爱欲和阶级的意识开始呈现,诗歌着力于处理复杂的现代生存境遇,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应该是《翠花》《在东莞生活》等。也是从这时开始,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成为我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在我看来,写作与研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将精神塑形的一种方式。我几乎是毫无顾忌地在这两者之间穿梭,而且非常享受这种感性和理性的交融结合。我没有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分裂,也从未将写作与研究进行刻意地区隔,我相信万物各有所属,只要你给它们安排合适的位置。
我既不花大量的时间在研究上,也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在诗歌写作上,我花大量的时间静默、胡思乱想、空虚度日。我很喜欢尼采的一句话:如果你能静坐5个小时,你就离神近了一步。我写诗最常见的状态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即使那些近百行的作品,大概也是在一二十分钟内完成。大部分无需修改,有极少的一部分会反复修改。因为并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所以我不在意草草了事。因为人生不过就是随遇而安,所以我不会刻意去设立不可侵犯之物。
我的写作一直在变化,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审美追求,那就是“自由”,自由地表达和自由地寻找情感的、叙事的、修辞的形式。自由难道不是最高的美吗?也许这就是我投寄在诗歌中的核心价值。若为自由故,诗歌亦可抛。
杨庆祥作品笔谈
李成恩(第25届青春诗会):
杨庆祥生活中是一个从容淡定的人,而他的诗却是另一个世界,意象的炸弹随处可见,给读者不时带来审美的尖叫。他拥有一颗敏感的诗心,与这个人理性的外表并不相符。
这个生活在中关村中心地带的诗人,把“学院诗”引向了当下大学鲜活的现场,引向了属于80后的一意孤行的抒情,读他这组诗我暗暗发笑,他曾经的寝室成了诗的栖息之地。历史上曾有过李亚伟的《中文系》,“莽汉”诗人如今人到中年,历史的反讽早已随风而逝。诗的“寝室”如杨庆祥这样坦然,没有了愤怒与反叛,因为连曾经的生活都已经交出去了,别人开始在重复你的生活,那还有何失败与怀念可言。
诗也一样,把诗写得平静并不容易,尤其对于80后诗人来说,我们这代人的焦虑还远没有熬过去。把诗写得不那么学院派也不容易,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不被80后诗人全部继承,但杨庆祥作为执教于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没有去写“解释诗歌之诗”,而让诗歌去见证学院生活。这样的写作突出了个人观察,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学院派之外,从知识分子写作来说这是杨庆祥的不幸,但从个体独立写作来说,这是杨庆祥的幸运,也是80后写作的幸运。我一直觉得,只要他把批评之手腾空一只出来,学院派诗歌写作会有更独到的文本,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与当年李亚伟的《中文系》、张小波的《那么多的雨披》一样从学院中来,又冲出学院大门的“新学院派”诗歌。他好像走在这条路上了。
金铃子(第24届青春诗会):
杨庆祥的诗歌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底色深暗,人影幢幢,疑云重重。比如《暗示》,聚焦于三只高跟鞋,像侦探一样反反复复寻索其中暧昧甚至凶险的意义,从三角形的稳定性写到“代天伐命”和“一张脸的神话”,最后上升到“三生万物”的宇宙意识。整首诗画面感特别强,有点像富含情节但却指向不明的现代主义绘画。又如《再见,409》,“影子贴在墙上像饥饿的蚊子”,平常的寝室生活在诗人的观照下却具有超现实的形貌。诗写管理员严格控制下秘密发生的寝室男女的爱恨情仇。“一枚指甲可能会击穿电梯的寂寞心脏/一枚发丝可能引爆暴跳如雷的空气”,是写嫉妒么?这样的诗句的确静电一样积压着不安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有必要说出我的感受。《再见,409》的结尾公然写那些异性“执着寻找我”,“留下的口红和亲吻”,而且是“你们”留下的,未免太自恋而且多情了吧?可以想见诗人在众多女性之间的周旋自如,或者不自如。当初龚自珍写“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怒斥“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我这么说,是过甚其辞了么?我不知道,但求读者自己去评判。
王夫刚(第19届青春诗会):
今年夏天,在中国作协的十楼会议室,我和杨庆祥有过一次偶遇但没有任何交流。轮到他发言时,他说:“时间关系,我只说一句,对于刚才这位的发言,我完全不赞同。”态度鲜明、犀利而又朝气蓬勃。读过《芦荟之约》,我却感觉,诗评家杨庆祥的诗歌写作,可能还要走过一段需要耐心的道路:芦荟是美好的,但本次诗歌之约令人失望,除了《立秋日》可堪安慰。《他们不睡》,似乎还停留在刻意追逐语言的“表层新奇”和意境的“以暴制暴”阶段,试图以言不及义的语言错位和意象转移乱中求胜,杨庆祥之所以有勇气拿出来示众,大概是沾沾自喜于“他们在空气中造蛆”这样的句子吧,然而,规避纸上谈兵的上好选择是从集体的土壤里培育独立精神;《暗示》,属于典型的在诗歌中装神弄鬼在哲学面前搔首弄姿的文字易碎品,茫然,混乱,情理不逮,强行写作的后果可想而知,所谓的“暗示”早已丧失了暗示的应有面孔和原本可以承担的潜在责任;《此刻生长的》,是“风”,是“树”,是“森林”,是不出意外的惯性罗列和苍白抒情,“万物生长/又何曾顾及他人的目光?”这虚拟的疑问刚好用来回答杨庆祥久居校园的思考:谁曾告诉我们,万物生长还需要顾及他人的目光?最后我想提醒他的是:山水无辜,在山水面前写出《南山》或者继续写出《南山》这样的作品,是可以有一点点脸红的。
津渡(第25届青春诗会):
青春期过后,大抵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充满回忆与感伤、反思与校正,憧憬以及展望。这是作别与重新开始的仪式。年龄越大,生活变得愈发宽阔,日常涌入逐渐会变得淡化,已经无须过多地思辨,日子过得飞快便是这个道理。青年时代是学习的高峰,书本知识及各种经历领受应该会在整个人生中打下最深刻的铬印。武断一点来说,《芦荟之约》应该看作是生活与思考上的转型之作,在安然渡过徘徊时段的一段小结。我已注意到其中的回顾与瞻望,当然也包括了个人观感的沉积。《再见,409》有种挥之不去的情绪,而《南山》似乎已经看见,《暗示》则寓寄了新的构建存在,《芦荟之约》约略可作是新的明证。
总体而言,这组诗歌线条明快,语速推进较快,也有不少个人“发现”。尤其是一些佳句,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一枚发丝可能引爆暴跳如雷的空气”
、“你毫无防备
古马(第14届青春诗会):
杨庆祥的诗我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被他的知识包裹得很紧,需要再三阅读,才能读得进去,这对于读者的耐心来说是一种考验。太多的知识于创作也许有害无益。想起《诗经·国风》那些佚名的作者,他们读过多少书呢?但“信、达、雅”无疑是《诗经》以降中国古典诗歌一直以来值得发扬的传统,这个活着的传统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应该仍有借鉴意义。但杨庆祥说,“当然没有错/绿植只能独自生长/毫无用处
虽说诗人知道诗歌毫无用处,但他还是试图用诗歌介入现实,诸如《他们不睡》《立秋日》就充满暗示和批判精神,他既是现实生活的见证者,又是丑恶线索的提供者,但类似的诗歌弄不好往往可能沦为社会新闻与舆论的回声,但总不如新闻舆论那般直接与犀利。
诗歌言语应优美、调和,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他们在空气中造蛆/他们持续不断地训练味觉//突然吞下一截下水道/又吐出来。又吞下去”,杨庆祥这样的表达超乎我们的期待,对于读者确实倒是一种能引起生理不适的训练,如果这是他有意为之的探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写诗须有生活体验才能写进去,才真切。《再见,409》是追忆的作品,这首诗的倒数第二段写得较为自然,写宿舍管理员同志尽管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却无法监视诗人的幻觉。
俏皮、机智、富含情趣的叙述,让我想到法国诗人艾吕雅的诗句:“我常常觉得自己被分割成为/穿衣服的女人和裸体的男人/不知是在爱还是被爱着”。
曲折有致是情感表达和诗歌创作颇为有效的方法之一,杨庆祥的《南山》让我加深了这种看法。在《南山》中诗人始终有两个要倾诉的对象,一个是“南山”,一个是“亲爱的”,一个虚、一个实,虚实相生,虚虚实实,说些酒话,说些胡话,酒话胡话发自“我”肺腑就变成了感人的诗篇。由此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写我经验、存我的诗相对于那些客观无我的诗往往感慨较深,也容易感染读者。
陈仓(第28届青春诗会):
读完杨庆祥这组诗,如果只讲诗,不谈美的话,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其中的许多想象是大胆的。但是诗,除丰富想象之外,把这个字拆了,就如在寺庙前说话,需要小声点,要收敛一点,需要有敬畏之心。但这组诗,一定要给他找一种语境的话,连市井都不沾边,应该在一个滑稽剧场里吧?
“有一夜我读《搜神记》,男扮女装/呕吐出十平米的山峦、森林和草原。”通常之人,裹腹的应该是五谷杂粮,而诗人非同一般,竟然是山峦、森林和草原。虽有十平米,这种大胆的想象,对人的冲击是致命的。但是诗人之后的反应,不是吸收,而是“呕吐”,一下子顿失了所有美感。你碰到一个人,如果她不是妊娠反应,而在你面前呕吐了,你会有什么感想呢?
杨庆祥的诗很有可读性,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把人带入一种荒诞的情景。有时候,让人以为他的诗就是一个恶作剧。《他们不睡》可以说作恶到了极致。一群夜行人,他们熬夜干什么呢?竟然在“空气中造蛆”,“突然吞下一截下水道又吐出来”,是不是比呕吐山峦、森林和草原更加让人反胃呢?
在《立秋日》中,“有人在路的尽头放声大哭/有人的屁股不得不在半空飞行”,如果这是秋日的一幅写意画,那么浓墨重彩的,是一个大“屁股”,而且还会飞。依诗题推断,诗人看到的,难道不是南飞雁吗?他却不同寻常,没有呈现鸟儿的其它,偏偏端出了鸟儿的屁股。大家说说,这不是恶作剧又是什么呢?
我是恶俗的人,就我一个人而言,我喜欢杨庆祥的文字。不过我们的诗歌读者中,大部分还是风雅之士。所以呀,请庆祥宽恕,以上是别人让我说的,而且他们说,你越狠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