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成就了舒婷，舒婷成就了朦胧诗，她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首《致橡树》让舒婷名满天下。对舒婷的认识，大部分读者也都来自于这首诗。舒婷曾抱怨说：“大多数读者常常把我的名字等同于《致橡树》”。

装束淡雅，气质优雅，言辞温雅。这是笔者对舒婷的第一印象。一次以嘉宾身份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笔者有幸与她分配在一个小组里。她低调地坐在会议室 僻远的一角，安静地聆听其他青年作家代表的发言。会议间隙与舒婷聊天，她说，文人不是明星。为此她一直抵触记者采访，拒绝在电视上露脸，从不参加企业及政 界的活动，但是她是个很健谈的人，而且不乏幽默、风趣，处处展现着大家风范，隐隐地散发着朦胧诗人的侠骨柔情。

1 不是爱情诗的“爱情诗”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青年人以能拥有一本油印的《舒婷诗选》而自豪。这首被誉为“国民爱情诗”的《致橡树》写于1977年，随着它的发表和流传，让舒婷名声大噪。然而，舒婷说，从创作的初衷上看，《致橡树》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那是1977年3月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舒婷陪老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时，畅谈和讨论一些有关女性的外表与才气、独立性的话题。当天晚上，舒婷一口气 创作了诗歌《橡树》，第二天便送给了蔡其矫。蔡其矫回到北京后，将此诗交给著名诗人艾青，艾青看后很喜欢，将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把诗的标题《橡树》 改成《致橡树》。舒婷说：“其实我刚开始并不认同。我总觉得这个‘致’字有点拘谨，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79年4月，《诗刊》编辑部编辑邵燕祥将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两首诗拿去发表。《致橡树》一诗中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贞、独立与和谐共存的 意向，拨动着众多青年人的心弦，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与诗歌研究者的瞩目。日后，舒婷曾打趣地说，“其实，《致橡树》最初发在《诗刊》的稿费仅有10元，而且 一直没有收到，听说让邵燕祥、北岛他们领出来喝酒了。”

在读者眼里，《致橡树》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体现着美好的人生理想的爱情追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在同一地平线 上，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扶持的爱情观念，既蕴含着东方女性所珍重的女性温柔，又富有重视人格价值独立的现代意识，因此被广大读者欣赏，而且作为爱情诗歌的典 范被广为流传。

“实际上，橡树是永不可能在南国跟木棉树生长在一起的，在这首诗中是将它俩作为男性与女性的指代物。”舒婷说，创作《致橡树》的起因是呼唤和展现女性的觉 醒意识，她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这并非一首爱情诗。但舒婷面对大众读者的爱情解读，无奈地说：“这首诗已经不属于我了，或许它就是一首 ‘爱情诗’。”

舒婷坦陈：“我并不觉得《致橡树》有多好，以至于有一段我非常排斥它，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朗诵它，可它后来还是进入了大学课本、高中课本，也许有一天它会进入小学课本。”“创作这首诗时能读到的书有限，当时写作是靠自觉，在有限的营养上种出来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关于《致橡树》的构思和创作，舒婷觉得很难表述清楚。“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我总是处在一种蒙昧状态。当诗歌或者其中的某一句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就像发了高烧，自己无法停下来。写完以后，之前是怎么构思怎么写作的，自己也无法回忆。”

2 低产诗人滋养丰厚诗意

舒婷祖籍是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福建泉州，本名龚佩瑜，发表作品时始用笔名“舒婷”。“以前我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听说我叫‘书亭’，以为我是卖书报的。”

她出生在福建一个名门望族。龚家祖上书香门第，出过举人，数代为官。其父是银行家，也是一位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而舒婷的母亲亦出身名门，受过西洋教育，是一位时代新女性。舒婷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合璧的家庭里。受父母影响，舒婷从小爱读书且爱读“闲书”。上 初中时，母亲曾请人为她开列一个课外阅读书目。对此，舒婷不无骄傲地说，“当时，我把书目上看过的书一一划掉；结果，那么长的书单上没剩几部。”由于她大 量的阅读，导致高度近视。舒婷说，自己的文学基因来自家族的文化传承和浓厚的文化氛围。

舒婷的少女时代刚结束，便赶上了文革。

“我在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1969年，舒婷初中未毕业就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农村的“再教育”。1972年返城，先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战斗在工厂生产的第一线，过着工人“三班倒”的生活。

当时，舒婷感到了困惑和迷茫。她每天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撤下来，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生活枯燥单调，严重扼杀着她富有情感和幻想的诗心。“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舒婷的诗歌《流水线》)她含蓄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抗议。

对舒婷来说，诗不是宣传工具，也不是通向职业诗人的阶梯，而是精神的寄托，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忧伤是诗歌最初的动力。有的人把这种情绪化成慷慨的高歌，有的人则把它咏为凄婉的忧郁，而舒婷这个情感内向的诗人，则是通过内心的映照来辐射外部世界，捕 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舒婷的这一艺术个性，使她最初的创作在表现文革时期带来的伤痕时，更倾向于揭示青年一代从狂热、迷茫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

舒婷可能是中国最低产的诗人，平均每年写不到6首。但是她的诗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火把”与“拐杖”。那个年代，舒婷的诗给了人们许多诗意的馈赠和温柔美丽的滋养，她的文字仿佛是融进人心灵的一种汁液或者气息。

3 吟唱对祖国的深沉恋歌

“恢复高考后，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周围一片读书声。我也借了复习材料，在上大夜班的途中，在工间的焊灯下，我颠三倒四地背诵着：《共产党宣言》写于哪一 年，辛亥革命发生在哪一年，背了又忘，忘了又背。因为桌上摊不开复习材料，回家以后就趴在床边做数学题，兴奋、紧张、期待……如果一个人的数学程度勉强只 会解出一元一次方程，平时一超过三位数我就记不得了，怎么有希望跨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呢？更沮丧的是，还要白白交5角钱的报名费。”舒婷回忆起自己努力考取 大学失利的经过，并开玩笑地说，“过了好些年，我曾接到过一个中国作协打来的电话，说要保送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三年级，并许诺不影响写作时间等等。 他们的一番好意我很明白，就是帮我混个学历。那时我年轻气盛，不假思索，就以幼儿绕膝为理由谢绝了。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后来也有一些大学，诚邀我去讲座 或做兼职教授，但是，我从不敢滥竽充数贸然答应。”

1979年初，舒婷还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在厦门灯泡厂当焊接工。“‘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真的觉得祖国有希望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我手上干着活，脑子里写着诗，弄得手上全是泡。”

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期待，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焊灯泡时，舒婷突然有了创作灵感。那天下午，下班一到家，她就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的背后，并附在早就写好的信中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了这首诗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 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只接受了第二点建议，而坚持用“纺着疲惫的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一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喷涌而出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祖国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之情。

后来，蔡其矫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作品》杂志，但是编辑却寄来了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是青年女工的感受。随后，蔡其矫便将 诗和退稿信转给了舒婷，舒婷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就是青年女工，写的就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于是，她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的编辑邵燕祥，邵 燕祥看到这4首诗后非常喜欢，临时撤掉其他稿件，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在1979年第7期的《诗刊》上，同时回信说，另外几首诗写得也很好，将 在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

舒婷说：“有许多业余作者，收到退稿信后，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如果我当时就气馁了，说不定一生不会搞文学了。是靠像邵燕祥老师这样有眼光、有胆量，同时也有意识培养青年作者的人的大力支持，我的诗才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4 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语，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 沸腾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那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诗歌，舒婷笑言：“很多诗是因为读者喜欢，我只好喜欢。《致橡树》是我1977年写的，那时我年轻、理想主义又充满激情；《祖国啊，我亲 爱的祖国》是我当工人、焊灯泡时写的，也是真情实感。现在我回头看这些诗歌，很难说自己最喜欢哪首。就好比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过得 好。我希望每首诗歌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舒婷喜欢把自己发表的作品比作“嫁出去的女儿”，不再属于作者了。不管别人是爱是恨，是喜是怒她都不想再对它们 做过多的阐释。

诗评家谢冕认为，虽然舒婷被冠以“朦胧诗人”，但她的许多作品还是很明朗、很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在谢冕眼里，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的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了诗的时代分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歌成为全民情绪的出口，舒婷、北岛等“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广受欢迎。进入90年代后，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唯一出口。如今，有人号称“人人都可以写诗”，但是诗歌却进入了一个杂乱发展的时期。

舒婷说：“随着时代的变迁，诗歌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好处是，诗歌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但是，诗人的起点也更高 了。我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诗歌都不会消亡，它专注于语言的敏感，集纳了语言的音律和精髓。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言及如今“是读者抛弃了诗歌、还是诗歌抛弃了读者”的话题，舒婷说：“诗歌离人们的生活有多远，视乎个体的心情和天性。在当今社会，表面上诗歌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不过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

5 右手写诗歌 左手写散文

在中国，但凡被称作“诗人”的人，大多经历了由诗歌走向散文、小说的旅程。舒婷、方方、林白……几乎无一例外。不过，舒婷从不认为自己已从诗歌“转型”到散文。她说，她一直都是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

“我写诗非常仔细认真，但写散文却非常放松。有时候写诗歌，没有想到合适的字、词，就会停下来，等我找到了再填进去，突然就成了散文。”她觉得散文是让人放松和身心愉悦的文体。“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真实，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

1988年，舒婷的第一本散文集《心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进了她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迄今为止，她出版的散文集有10多本，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她的诗歌总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写作的老本行。“可是，走来走去，人们还是当我是诗人。”

舒婷自认写诗时在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唯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一样，以至她一年最多也不过10首，写《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个月她瘦了5公 斤。她坦言，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地散步，让人很舒服。舒婷的散文内容主要有历史记忆、生活写真、心灵独白、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踪游迹等 等。

“与诗歌一样，我写散文也是出自我对优美汉语无怨无悔的热爱，纯属呼应内心的感召。”舒婷说，与诗歌相比较，她写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

有评论说，舒婷的散文，有诗的底蕴以及诗的颜色。在散文创作里，她继续延续着诗性的写作。对此，舒婷的反应很平静。“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 愿也不能在我新裁的布衣下，露出旧装的棉袖。如果它们暗香相溢，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 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是来自本能。”

舒婷现在很少写诗，但她诗人的身份却被无数诗歌爱好者永存心中。

6 她的那棵“橡树”

现在，舒婷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座老洋房里，过着平淡而充实的日子。然而，她说，做一个名人有时也很难，过去她的住宅标注在鼓浪屿的旅游图上，拜访者纷至沓来，安静的家园成了闹市。

“大清早6点多就有人敲门，我蓬头垢面，我老婆婆仓皇地去开门，游客说要去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照个相？”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能在鼓浪屿上与诗人 “美丽邂逅”，曾经有许多人想在舒婷家附近种上一棵橡树，舒婷诙谐地说，“那里的气候肯定活不了。”通过一再争取，舒婷家的标注终于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导 游还是会时不时地领着一帮游客在舒婷家的巷子口谈论舒婷和她的《致橡树》。据说，舒婷家倒是有棵十几丈高的大树遮了半个院落，只不过不是橡树，而是整个岛 上最高大的一棵木棉树。

许多人都想知道舒婷身边的那棵“橡树”，舒婷总是笑着回答，她的“橡树”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却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她的先生陈仲义是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教授，也是福建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对诗歌理论研究颇有造诣。舒婷安静地做一个女人，过着宁静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舒婷笑言：“网上曾有个段子，说有个女孩想寻找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网上输入三个关键词：有车、有房、长得帅，结果网上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中国象棋’。我 也很想嫁个‘中国象棋’，但是，当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当小汽车像自行车一样普及，每个人都有房子住的时候，你会发现，精神需求是所有东西都不能代替 的。”舒婷和陈仲义，一个诗人，一个诗评家，被人们称为“诗坛眷侣”，他们用心经营着爱情的“双桅船”。

质朴而低调的舒婷，在生活中悠然自在。儿子两岁那年，推儿子去海边散步，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不等舒婷开口，儿子便大声说：“诗人舒婷的儿子。” 结果人家对着他又是夸奖又是拍照，让舒婷很不好意思。等人家走开，舒婷轻声告诉儿子：“记住，以后有人问你妈妈在哪里工作，你就说在厦门灯泡厂。”

舒婷很爱读书，与书相伴的日子让她觉得很充实。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儿子从小也很爱读书，这是舒婷十分欣慰的。在舒婷的家里，四壁皆书。舒婷笑称：“我的家是读书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