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时节，我要感谢谁

花开时节，我要感谢谁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我推着父亲破旧的二八自行车，驮着自己的一卷铺盖，走进了原平市综合构建实验学校的校园。依然记得，那天

    刮着些小风，黄土铺的校园，细碎的沙粒扑打在脸上。捏着教育局的派遣证怯怯地走进了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办公室——校长室。

    梦想，从此扎根于这块土地。

    从小，我就特别崇拜我的赵老师。她在冬天的时候喜欢围一块白色镂花围巾，脸白白净净，走起路来抬头挺胸，精神抖擞。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山村里，除了夏天里能见到一个骑着自行车从镇上来到我们的校园里卖冰糕的年轻人以外，老师，可能是村子里唯一有工作的人。那时，我想，我长大了，要么卖雪糕，要么当老师。当然，在我们那里赶会的时候，也来过唱戏、唱二人台的，不过，我可没想过将来要去唱戏。

    每当老师有事外出的时候，就吩咐我和另一个女孩来维持纪律。我们俩就抢着领读课文。很难得，在那时，在农村，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读课文当然也是普通话。现在每当谈起，办公室的同事都羡慕不已。上小学的时候，我大舅的孙子，也就是我的侄子是最崇拜我的人。我帮他妈妈照看他，我在地下转个圈，就能给他编出一个故事来。他嘴里总是喊着：“再转个圈，再转个圈。”我给他讲的故事无非是我从《故事会》上看来的或者是一本被传得很破的童话书上看来的故事，（农村的文艺书籍匮乏，一本书要被很多家的孩子传来传去地看，也不知道这本书从哪里来，最后又去了哪里）大多数是关于狐狸和狼、兔子这些动物，善良和机智战胜了邪恶和狡猾的。他听得乐此不疲。可能那是我老师梦的萌芽状态。

    后来上了初中，到外地去上学，每当回到家的时候，我又有了新

的追随者，是比我年龄小的几个孩子，我带着他们到处疯跑。到绿化队的树林里去采蘑菇，走很远的路帮大人去摘豆角，到山梁上摘酸枣。

    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家里烧火做饭，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贾巨才老师捧着一封信走进我家的大门，兴冲冲地告诉我，我考上了。捏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的时候，他也是问了一遍又一遍：“究竟考上了没？”乡亲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一见了我爸就说这下可好了，闺女有了铁饭碗了，以后不用愁了。

    通知书上说开学要交1280元的学杂费。这在当时对于我家来说可是一个大数字。从接到通知的那天起，我爸就接了一个活儿。我们村一个退休了的元教育局局长，退休后在家里承包了些地，这些地原先都种着果树，是一些老树了，他要刨掉这些树改种粮食作物。刨一个树根给一元二角钱。我爸接的就是这个活。当时正是三伏天，每天起早贪黑也只能刨30多个树根。遇到特别难刨的老树根，要纠缠一个多小时。有一天傍晚，爸爸回来，我正往灶火里传火，映着灯光，我看到爸爸裸露的背上有许多麦麸一样的东西，我从炕上取了一把笤帚，说：“爸爸，你咋背上沾了这么多麸子？”边说着就要给爸爸扫一扫。二哥说：“不是麸子，是太阳晒得起爆的皮。”我怔住了，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我的父亲，是怎样在太阳的毒晒下一攫头一攫头地刨着我的学费，嗓子眼里堵得难受，泪水无法抑制地滚落下来。可能许多贫困人家的孩子都是像我一样，因为亲睹了父辈的辛劳，所以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因为自己能唱几首歌，会跳一两支自己胡乱编成的幼稚的舞蹈，学校把全公社唯一的一个上五寨师范音侧班的指标给了我。而我之所以能被录取，并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分，而完全是因为我的文化课要比同班的同学高出一二百分。

    师范三年，无论班里的学生如何的不务正业，我始终认认真真地学习，三年下来，我每次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只可惜，在临近毕业时，学校有保送临汾师大继续深造的机会，我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自动放弃了。这也可能是我这辈子的遗憾，终生与大学无缘了。尽管后来继续教育又考取了本科学历，但又怎能与亲自读大学的经历相提并论？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初读了大学的话，人生的轨迹可能完全不同。

    上师范后的暑假，我和发小去帮她大舅掐葡萄籽口，同行的还有她家的一个亲戚，是个年龄相仿的少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回家放羊的。在劳动的间隙，我坐在高高的山崖上放声歌唱，我唱《二月里来》唱《大红枣儿甜又香》唱《祖国妈妈》唱《雾里看花》唱《青藏高原》……在学校学的歌我一首接一首地唱，这个哥们就入迷地听，听完一首，就说，再唱一个，空旷的大山里回荡着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歌声。可能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个听众。

    家里，我会把录音机的音量调得高高的，然后跟着录音机放声歌唱，梦想有懂音乐的人从我家墙外走过的时候，突然被我的歌声吸引，将我推荐到什么高等的艺术学院。但从来没有这样的人从我家门前走过。大不了是邻居的嫂子进来借簸箕的时候乐呵呵地倚着街门墙对着

我笑。

    毕业分配的时候，所有师范生都要上山的。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分配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因为当时国家正在提倡素质教育，我沾了读了音侧班的光，直接分配到了市直小学，这又让很多同届上届和下届的同学狠狠地羡慕了一回。

    登上讲台的第一天，面对的是80多个幼儿小班的孩子，正在唱《大白鹅》，摇摆着身子，伸着脖子，张着小胳膊，嘴里面唱着：“谁的脖子长又长，我我我，谁的嘴巴红又红，我我我，你是谁呀，你是谁呀，鹅鹅鹅，我是大白鹅。”那天真可爱的样子，活像一大群美丽的大白鹅。

     一年后，带上了我的第一届学生，全班72人。活跃积极分子比比皆是。初代班级，没有经验，所以每天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就像炸开的马蜂窝，如果孙悟空有72变的话，面对全班72个个性迥异的孩子，我也是要使出72般武艺的。起初，我又是大喊，又是拍桌子，但总是有调皮的学生要讲话。这时候，就需要动脑筋使孩子们安静下来，我知道他们最喜欢听故事，所以在每天上课前我都会精心地准备一个故事。上课伊始，我用动人的故事来吸引他们，然后再开始自己的课程，如果中途有的同学注意力又开始分散，我就会给他们唱歌，教他们唱歌，或者让他们猜谜语，来调节课堂。一节课下来，虽然自己很累，但是看到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渐渐地浓厚了，孩子们也喜欢上了讲故事。后来，班里有个叫张宇的女生，竟能一个故事讲一节课不重复不啰嗦，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入情入境，下课铃响起都不愿下课。

    和我平行班的是学校的语文元老邢双凤老师和何拴枝老师，两位都是有经验、久经沙场的老将，我这个初生牛犊虽不怕虎，但也因为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偶尔考糟了偷偷地哭鼻子。但我不服输，自己琢磨，看专业书，学习新理念，新教法，只要看到报刊杂志上哪位老师介绍了新的教学理念或班级管理的妙招、新的教学方法，我都要试试。那时候《小学语文教学通讯》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又一次，我试着把自己写的论文寄出去，获得了一等奖。编辑社还给我寄来了四本书，有专家的教育专著、也有名师的教学设计，这些书对我后来的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我的家长郭雨田，他为我推荐了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和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这两本书对于我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帮助。那时，我大胆地使用魏老师介绍的好办法来管理班级，给每个学生都安排了“官职”，每天课前一分钟的听写、一分钟唱歌、一分钟俯卧撑，如果学生犯了错误，就让学生写说明书，既起到了教育的作用，还在无形中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每个学生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再结合《素质教育在美国》的先进思想，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书中那种用长远的目光看学生的新思维也影响着我，使我能够耐心地对待学生之间的差异。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或者资质有差异，或者家庭环境有优劣，或者接受知识的能力有不同，或者悟性有高低，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有一颗渴望进步、愿意进步的心。所以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会耐心地开导他们。我特别欣赏陶行知先生的做法－－《先生的四颗糖》，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先生的教导。

    我用我的爱也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一张贺卡、一句问候、一封信、一个小纸条、一份小礼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对老师的敬佩和爱戴。我看到他们每天开心地、拔节般地成长着。

    特别感谢赵生荣老师和周翠萍老师对我的信任，当时多数老师的孩子在邢老师的班里，他俩却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我这个刚毕业的“青葱”教师的班里，应该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两位老师一直对我很尊重，现在想来真正应该被感激的是他们。至现在，每当老师们偶尔聚会的时候，赵老师都会单独敬我和张淑琴老师（赵老师女儿赵思柔的数学老师）一杯酒，这么多年来，谢意绵延。真是让我又自豪又汗颜。想想自己当初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全凭一腔热情和对孩子们无私的爱陪伴着他们长大，家长们对我没有责备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宽容。想想当初的家长和学生，这辈子都是不会忘记的。那时候对孩子们也很放任，可能与我柔弱的性格有关，总是舍不得也不忍心啪啪啪地打他们手板，给他们脸色看，72个人的班级自然是很难管理的，好在自己精力旺盛。记得多少次放学后把没有完成作业、没背会课文的孩子留在教室里补作业、背课文，常常是天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长在楼道里耐心地等待，寒冷的冬天也毫无怨言，还对老师千恩万谢。真的很感激家长。

    第一届学生毕业前的两个月，我正好要过生日，那天是星期天，我那时住在学校。星期五放学的时候，一个学生悄悄地对我说：“贾老师，我们要给你个惊喜。”另一个学生马上跟他使眼色，示意他别说。星期天下午，我在街上闲逛，一个学生看到我，高兴地大叫，说让我到教室有事，还有几个学生嘻嘻哈哈地张着大嘴一溜烟地骑着自行车跑了，我跟着那个学生，他一路在前面像只兴奋的小鸟带路，一直把我“护驾”到教室。一推教室门，“啪啪——”吓我一大跳，是早有准备的男同学用气枪打爆了两个气球，明晶晶的碎花撒了我满头满身。孩子们欢呼着，蹦跳着。满教室的学生哪，我惊呆了，孩子们唱着祝我生日快乐的歌，捧出一个很大的蛋糕，像一群调皮的猴子在我周围跳来跳去，吴凡（我的学生，现在在北大医学院读大四）拿着相机“啪啪”地拍下好多照片，女同学争着和我拍照。大家嚷着让我分蛋糕，我仔细地给孩子分开蛋糕，他们美美地品尝着，每个孩子似乎比我都高兴，回到宿舍，满床堆的都是孩子们送的小礼物，上面附着对我的祝福语。我能想到他们在礼品店里怎样地叽叽喳喳地进行了精挑细选。后来，吴凡把我生日那天拍的照片都洗出来了，其中还有许多是他们前一天在儿童公园“密谋”时的情景。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那时候，夏天嘴里常常起溃疡，冬天又是咳嗽、喉咙沙哑，这样的毛病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是“家常病”，多么痛苦。但往往是忍着疼痛，嘶溜着嘴在那儿“叭叭叭”地讲着课。有时细心的同学会给我拿来金嗓子、易可贴。有一次考试，早交了卷子的同学出去了，我在讲台上判卷子，一个孩子（弓旭娇）跑进来，站到讲桌前正待跟我说什么，我当时有些烦，大着嗓门训斥：“交了卷子就出去，你跑进来跑出去干什么？”孩子小声说：“贾老师，您喝不喝水？看您嘴干的，

    我给您倒杯水去吧！”我当时又感动又羞愧，赶忙说：“不喝，不喝，老师不渴。谢谢你！”这就是我的学生。依然清晰地记得，每个星期要骑着自行车行20里路回到家，然后从家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每次从家里要到学校的时候，父亲都会叮嘱我，把带的苹果分给同事们吃；要和人好好相处，与人为善；好好学习，好好教孩子们，不要胡哄，不要误人子弟。很普通的几句话，却是我忠厚老实的父亲在我走上人生旅途时给我的最好的馈赠，成为我在长期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中不敢丢弃的风向标。似乎从未给自己规划过什么宏伟蓝图，只是依稀记得我的师范同学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中曾经给予美好的祝福：成为一名模范教师；我的第一届学生在给我的信中说：大概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是您最大的心愿吧！“最好的老师”，“最让人信任的老师，这些沉甸甸的字眼，是孩子们给我的最好的褒奖。想来，这些应该也是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不会忘记，带出去的一届又一届学生。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是我人生画卷中最鲜亮的记忆。我的学生总是问我：贾老师，您觉得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棒还是您以前的学生棒。每一届的学生都会问起这个相同的问题。因为我总是会给他们讲从前带出去的学生的好多好长好长的故事。然后我会笑着说：“你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常常从你们身上看到他们从前的影子。”于是他们会在日志中不服气地写道：“贾老师，我们一定会像您以前的学生一样优秀的。”其实这正是我想要的。有的时候我会把这届学生的名字叫成上一届的，就像母亲常常颠三倒四地叫着自己的几个孩子的名字。把郭佳欣叫成郭雪佳，把王媛超叫成王超阳，这时候学生们会怔怔地看着我，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叫错了名字，便抱歉地笑笑，但心中还是因了这些孩子的名字而略过一丝暖意。

    最开心的时候是过节的时候收到几届学生的短信，从大学到高中到初中到小学的，都有。这时候，感到特别自豪，感到做一个这样的老师很幸福。那天回到家的时候，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一看是现在已经上了初一的章莹欣的笔迹：“贾老师：章莹欣、贾耀翔、闫新宇、刘赫健、杨世斌来看您，您不在，好几次都扑了空。贾老师，您好难找。”看了纸条，感到特别遗憾，赶快给章莹欣打一个电话，告诉她以后过来的时候务必打一个电话，一定会在家中守候。

    我的前辈们，用他们的臂膀，托起我人生的山巅。我的父亲，用他的叮咛，指引我前进的航线，我的孩子们，用他们的信任和热爱，为我撑起一片明朗的蓝天。因了他们，我把行胜于言刻在心间。因了他们，我更深切地明了，经历水木年华，才有桃李争妍。

                                 原平市实验小学       贾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