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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海子

2014年03月24日 18:30:25 访问量：240次

怀念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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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top ----西川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海子（土地王）（1987）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25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象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涯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3篇日记。早在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的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了，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快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象一座坟墓。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60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 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 “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我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 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兰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 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15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们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 “想像”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像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10分钟的时间朗诵自己的诗作。哦，那些聆听过他朗诵的人有福了！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然而孩子却为她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四姐妹》）这与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三女巫的开场白异趣同工：“雷电轰轰雨蒙蒙，何日姐妹再相逢？”海子曾怀着巨大的悲伤爱恋着她们，而“这糊涂的四姐妹啊/比命运女神还多出一个。”哦，这四位女性有福了！海子在乡村一共生活了15年，于是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15年。但是他未及写满15年便过早地离去了。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泥土的光明与黑暗，温情与严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质，化作他出类拔萃、简约、流畅又铿锵的诗歌语言，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哦，中国广大贫瘠的乡村有福了！海子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他独特地体验到了“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现在，当我接触到这些诗句时，我深为这些抵达元素的诗句所震撼，深知这就是真正的诗歌，那么现在，他已经不必再讲他的诗歌“不变铅字变羊皮了”的话，因为他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海子.行动】 top ----韩东（《选自第二次背叛》）海子自杀后，第三代诗歌内部议论纷纷。死亡及其方式使海子的面孔变得深奥。不论他的本意如何，这次死亡在具体的时空内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象征。正象有人指出的那样：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还没有自杀的呢！海子是第一人。言下之意，海子死得其所、恰到好处、正是时候。他们为此欣喜若狂，第三代诗歌运动也似乎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里，除了头脑简单的认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第三代诗人对行动的渴望。自杀是行动最极端的形式，它理应受到行动主义者们的推崇。我曾讲过第三代诗歌的共性特征：实验。实验就其反证本质而言就是对传统诗歌概念的背叛。到了极至，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纸笔也纯属多此一举或者可有可无。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为了和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行动主义者一直在寻求超凡脱俗的行动。他们酗酒、打架、玩女人、四处流浪、培养怪僻，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最终他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免俗，而且境况越发糟糕。现在，只有死亡没有一试了。海子之死对于他们自我的确立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这些和海子本人毕竟无关。海子之死只能是诗人悲惨处境和内心冲突的一个证明。外面不能从他的死亡去追溯他的诗歌，而只能从他的诗歌中去发现使他赴死的秘密。如果说海子是为了诗歌而死的，那一定说明他的创造力已面临绝境。死是一个解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升华。写不出诗来就应该一死吗？如果有人象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诗歌的事业就是值得我们付出全部生命的。关于海子之死的猜测永远得不到证实，无论是行动意义上的还是诗歌意义上的。但就我读到他的那些极为优秀的作品而言，我坚持认为海子是一个写不出诗来就宁愿一死的人。虽然这很可能不是这次死亡的具体原因。【中间地带】 top ----钟鸣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这种单调，是由于公共生活的乐趣已完全退缩为家庭私密和不同类型的交头接耳形成的，没有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生活重复、空虚、具体、晦涩、沉重，人只感到在无休止地下坠。相反，首都，这座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的城市却是不乏机会，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建设冲突、摹仿成性，胆大妄为，充照了政治幻觉、复杂的身世、客气但城府很深的名流、在风沙和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里逐步退化的女性的美貌、又忙又累的脸、成功的逃税者、暧昧的中产阶级、冠冕堂皇的保守主义，涉猎上流社会的拙劣动机和举止、频繁的社交、宴会、典礼、光荣和梦想、轻浮与焦躁、滞重。海子要以不同的身分和态度来应付这两种生活，他一边得到了休恩的鼻子嗅这座什么都接受，又什么都排斥的城市，它是巴黎、纽约、伦敦片刻之间的局部错位，又是耶路撒冷、婆罗浮屠和日本神社一种奇妙的杂交。这座含混的城市把古代燕京的门坊和现代西尔斯式的大厦不可能地熔为一体。激进而保守，骄傲而又不十分自信，分布指示却两耳闭塞，声张平等、正义却官道森严。同时，海子又用这只膨胀的鼻子，转过来，惶惑地嗅着小镇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孤立状态。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卫星小镇。他们是地理意义上的仆人。对北京来说，小镇是一种合理的牺牲，而北京对这些星罗棋布的附属物来说，却是一种不合理的轻佻和高大。海子在两个地区都不作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这两个地区都赋予了他一种居住权，一种责任和看法－－它们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互相审查、挑剔、对质，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时是可以想像的。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一个乡村邮差，不断用身历其境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们以不同方式打发日子，听凭堕落、涣散的细节使双方受到刺激。他用两种方言进行周期性的拜访和嘲讽。他这样做，很容易使双方都陷入尴尬和难言之苦而随时存心抛弃他，出卖他，以保地区和平。他的陌生对于面对面的虚伪手段和人们引以为豪的本地特色有一种威摄。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使这两个表面对峙、而私下却串通的地区，相信他是可以被利用的，而且，在传递各种怀消息的时候最好有一种含蓄的、大家都能够心领神会的形式，否则，他会被双方拒之门外。这种形式自然指的是写作，当然是一般人眼里的那种写作，它与城市里带纹饰的柱子，拱门和长廊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写作真正到了海子手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道义上的冲突，一种肉体的、同时又是文字的耗散性的双向运动和历险，写作帮助他挣脱了物质的外壳而考究精美的内核，成全了他超凡脱俗，靠敏锐嗅觉行事的怪僻行为。在急速的写作中，他象一只带着青铜坠饰的大鸟凭虚凌空，俯瞰着大地所有互施强暴、敌对两半的市镇。他越公允，便越孤立。他的判断和担心就象他实际看到的那样丝毫不能取得妥协。情绪对立的两半，一半哭泣，一半耻笑；一半填怪，一半恭敬，一半扶摇直上，另一半却沉入地狱。他很想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想升得再高一点，尽量把两个地区的全景和细部统一起来。这种占据某个制高点的愿望，促成了他精神上的中间地带，他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景观：他生活的两个地区，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和可能吧，犹如暮色中的原野，在血腥中慢慢合拢。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他突然感到再也没有获得双重信任的必要了。万事万物都在卑鄙地同流合污，而他需要的只是一只精神和谐，把人们引向愉悦的市政设施，需要的是灵魂经过一番微不足道地处理后的高度和中立，一种新的视点和肉体可悲的遗弃、落实。当然，这种肉体的栖息之地，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是一个中间地带，与他生活过的两个地区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保持着丝毫不差的距离。是一片消除了全部差别的真空，一个具有臆想之美的风景区，为月亮、大海、柠檬、树木、古风、缅怀生离死别的男女、多情的中世纪混合气氛所笼罩。他卸去肉体重荷的所在地是一个听得见海水的地方，一段铁路－－仔细想来非常可笑，简洁、冷漠的铁路穿过这里，棉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两个地区之间。这段铁路过去把他送往冲突的领域，而现在成了他摆脱这种冲突，摧毁自己的工具，是他身体获得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地点，也是他最后徒步达到的天国车站。在这块地上，火车开进的速度很慢，海子选择了火车的中间部位，两副轮子的绝对中间，这种等距离留下了片刻的时间，既宽容，又不允许太多的恐惧和痛苦。在他卧轨自杀后，人们只忙着验明身分、收尸、报讯、哀悼、为出版他的身后著作（The Works Postumous）募捐。但没有人去注意海子一分为二的躯体所达到的精确程度以及它的含义，更没有留心他最后带在身边的那个橘子，是不是也按照等距离规则玩了一场死亡游戏，干净的两半，没有流血和狼藉。【诗人之死】 top ----吴晓东谢凌岚 1、十九世纪末叶以降，诗人为行而上的原因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塞宁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如果说生存就基本性而言只能是个体性的，因而任何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消亡总是给人一惊心动魄之感，那么诗人的自戕，尤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因为，“诗是一种精神”〖1〗，而诗人的死，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切的原因所在。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十九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未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2〗，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充满着生存危机感的境况之下，诗人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诗人何为”？海德格尔曾如此拷问过诗人所禀赋的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的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目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空虚。因此，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魄的。在本质上它标志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笔下会充斥着“死亡”的意象，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诗人的诗歌中会弥漫着一种“先行到死”的忧郁情绪。死亡是诗人所无法规避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沉思死亡即是沉思存在，即是沉思人的本性。西方的许多诗人，从里而克到荷尔德林到黑塞，都笼罩着死亡的恒久的巨大阴影。在这些诗人的观念中，“死亡是现存在的一种不可代替的，不确定的，最后的可能性”，“本然的实存只能这样来对待死亡，即它在死亡的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性质中来观察它”，“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3〗。死亡无疑是个体生命与生具来的漆黑的底色和背景，只不过这种底色为常人所不自觉罢了。 2、汉民族历来缺乏对于死亡的执著和思考。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一下子就把死的问题闲置起来，以致绵延了几千年之久的汉民族文化中绝少对死亡的沉思与歌吟。而死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参照和背景必然会给生带来空前的力度，对死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其后果必然是对生缺乏真正的自觉。当时间的钟摆走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古老的民族之中终于产生了以自杀来洞见生存危机与虚无的先觉者。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被誉为“诗坛怪杰”的新诗潮代表人之一，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海子，留下将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从此，生存的危机感更加明朗化了。诚如世界进入了夜半时分一样，汉民族其实早就笼罩在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中了。这不仅仅是作为民族群体生存的危机，更是“人”的意义上个体生存的危机，只不过我们民族对于“人”的危机太缺乏自觉罢了。海子死了，第一次表明作为对个体的“存在”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存观念之中。可以说自从一八四零年西方利用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大门之际，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就一直威胁这中国人。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便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民族的 “种”的存在主题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这种“人”的危机意识才在个体先觉者的身上产生。只有我们民族的每个个体生命都面临生存价值的危机感的时候，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显示出生命的内驱力，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总体获救的真正曙光，正是这种直面危机所唤醒的人的自觉之中。海子在他达到顶峰状态的诗作《太阳》〖4〗中表明，他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几乎是第一次，诗人的自杀距离我们如此切近，从而把我们所面对着的死亡的惘惘的威胁明朗化了。从此死亡不再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难以察觉的生存背景，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存前景，作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绪，一种伸手可及的状态沉潜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了。注定从此我们的生存要变得凝重而忧郁。如果说另一个异质文化传统中的诗人自杀对我们来说尚是一种遥远的回声，那么海子之死则是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找不到确凿的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而一旦当我们对生的理由开始质疑并且无法判定既成生命秩序和生存状态具有自明性的时候，我们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便开始了。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允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而且自足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 3、海子的自杀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生存下去，对于生命存在和死亡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的生命来说，是艰难的。他们要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他们要忍受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他们要时时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而偶然和必然性的死亡却永远象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准备君临。似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个体的命运永远在劫难逃。然而就海子自身而言，他又未尝不是幸运的。既然死亡为生存提供了“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黑色的背景，那么，唯有自杀才是同死亡宿命的主动的抗争。因而海子之死，也许意味着永恒的解脱，同时更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沃尔夫冈曾这样评价黑尔克：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却在那里出现了。这死者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5〗中国诗坛的后来者当会记取海子这种前无古人的“特殊功业”的！－－－－－－－－－－－－－－〖1〗E。M。福斯特《天国之乐》〖2〗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75页〖3〗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第186－188页〖4〗《太阳》，刊于《十月》八九年第一、二期〖5〗沃尔夫冈《现代德国哲学主潮》【孪生的麦地之子】 top ----燎原－－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当中国诗坛突然大面积种植麦子的生活，我想少数在“麦子”这个词前黯然止笔的人心中定然是疼痛的。他们知道一个词的分量。知道深居在《说文解字》9535个字中的某一个，终而有一天同诗人们互相发现、互相击穿时的那种神秘机缘的意味。他们的疼痛，是目睹了两位“少年诗人”发现了金黄的麦子，并以诗向它夺取了自己的生命的疼痛。在诗歌创作中，诗与个体生命的相互选择是一种缘分。个体生命以只有自己具备的心灵能力发现并映照这个词，使它复活、发热，获得无限延伸的光芒，进而照亮别人。我便是怀着这种疼痛说起死在肇始于他们诗歌麦地中的海子和骆一禾。当其它被照亮的人相继坐在他们死后的麦地中歌唱，比如整个世界排在梵高身后歌唱向日葵，我们是否该为这麦地上空觉醒的合唱之声感到、并意识到当代中国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向日葵是平民之花……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欧世界和美术界就一直对向日葵寄托了一种神圣的情思。‘向日葵’的含义中有对‘崇高者的爱’”（张承志《金牧场》）。中国艺术界的向日葵情思几乎是从张承志对梵高的追认开始的。而它直接作为众多中国诗人的抒情对象、被热爱的“崇高者”，则表明了他们对痛苦燃烧的人生和炽热艺术理想的理解及其心理趋向。但这种从梵高眼中看到的欧洲的向日葵，对于他们的诗歌来说则是一种假借或依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比梵高说出更丰富的语言。因而也意味着这些作品可有可无的存在地位。 “错把他乡认故乡”的误会，若干年来一直妨碍着我们自己经典的产生。当少数优秀诗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重新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时，过重的纸味却减弱了这些诗歌抵达生命心灵的汩汩活性。中国的向日葵－－麦子，是被众多醒悟了的青年诗人寻找而由海子骆一禾最先找到并且说出的。由这个词延伸开去的村庄、人民、镰刀、马匹、瓷碗、树木、河流、汗水…… 的意象系列，现在时态中为这一些朴素之烛照亮的对良心、美德和崇高的追认和进入，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本质的历史流程和现时的心理情感，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之根。“艺术能够更新我们对生活经验的感觉”。麦子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背景，那些排列在我们生命经历中关于麦子的痛苦，在它进入诗歌之后便成为折射我们所有生命情感的黄金之光。成为贫穷崇高的生存者生命之写实。但是海子与骆一禾，他们二人几乎同时倒在29多岁的韶光中。在我搜读了他们生前的大量诗作后，我有充分的根据说，他们的灵魂已触及到死亡光明的核心。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生命怀有炽热理想的诗人。他们是在一系列麦子的歌颂之后成为麦地上空燃烧的火焰，延伸了作为诗人的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类同的生命结局是富有意味的，他们诗歌中某些共同的创作事实同样富有意味。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若干年前几乎同时北方乡村的诗歌背景以及相似的诗歌意象系列。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取三对句子加以对比： “而两个手捧大碗的男人谈雨水，也谈收成/此外就没有话了” “杨树美如黄金，百里之间/杨树是最漂亮的眼睛” “那一天蛇在天堂里颤抖/在震怒中冰凉无言享有智谋” －－以上骆一禾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样没有声响” “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 “当七月萦绕着我，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她将在痛楚和苦涩里度过一生” －－以上海子我并非仅是为了通过这些对比提取麦地、大碗、杨树、蛇这些共同的意象，我还在他们更广泛的共同意象之后，发现了“感恩的麦地之子”这样一个相同的抒情主体角色，及其忧伤脆弱的女性气质。骆一禾自称“生为弱者”：“我背起善良人深夜的歌曲/玉米和盐/还有一壶水”；海子曾这样倾诉：“在这个下雨的夜晚、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为你写着诗歌”。在艺术中，男人的这种脆弱的女性气质，是智性情感触及到人类生命之根时心灵的彻底通透，比如在世界驳杂的物质流程的源头，对那位美丽忧伤的母亲一瞬间刻骨铭心地看见和理解。他因此而孤独，坐在那个无人可与说话的深处，独自承受着整个世界浓缩在他心里的情感。此时，被孤独抽成韧丝的语言便成了最能颤动我们灵魂的琴弦－－因为女人或者母亲就在我们生命的血缘之中。这是那种潜在的语言力量。另外，当孤独的领悟被“说出”的欲望所冲决，语言又会在“高烧”的惑乱和执迷中形成燃烧的白金。两种语言指向都会达到了终极性的力量。海子和骆一禾这些“麦地”系列的诗歌大都写于85年－－ 88年这个时间区段。我们当然记得此一时期中国诗坛所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藩镇割据”以及几个有影响的群体实验阵容。而他们却一直寂寞的（海子的部分诗作除外）几乎是在一直湮没的危险中，坚持着朴素、热忱的“麦地劳作”，深入麦子与民族精神间的本质意蕴。我们于这个事实中不难觉出诗歌与他们的灵魂、生命的关系。他们这种专注也是通过麦子找到自身生命与大地的对应关系后，对由此放射开去的民族大灵魂的投入。由生命抵达语言，在语言的生命化中烧结艺术的白金。其形态正如托马舍夫斯基评价普希金时所指出的：“应用诗歌所造了他生平中的某些事实”。就是说：他们写诗是为了生命大人格的逐步实现，而不是以生命经营作为文字和功利的诗。恍若一对孪生的麦地之子，他们二人是在灵魂的诗歌生命本质的共同进入中抓住并照亮了那些麦地意象系列的。但这些共同的意象系列在走入他们的诗歌时，所展开的境界却是各自独立的。他们那种忧伤脆弱的女性气质，其实有着各不相同的特定内涵。骆一禾的书斋气息显然是极浓重的。他采取了一种静悟的方式，以心灵的修炼而获得内在的空明、热烈，进而抵达远在的光明。海子则更多一些漂泊的意味，他从被麦子映照出的宇宙空间，捕捉类似流萤闪电的神秘信息，终而到达心灵的顿然开启。骆一禾是前瞻的，以内心的光明之核笔直地朝向远在的光明之境。在他的诗中，那些麦子的意象系列呈一条渐至升高递增的广阔光带：“我们在黄河与光明之间手扶着手，在光明/与暗地之间手扶着手/……从这支光烛走到那支光烛/我们就是一对熟人”。在这条光带中跳动的，是黄河、大太阳，是四匹在大道上奔驰的骏马、农民的女儿、钴蓝色瓦盆上怒放的心神，是亘贯在历史中革命和穷人的美德（见《为大地歌唱》《黄河》等）。这条由衷地在诗歌中投射出的光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去年心史。至此，我们已足以此中觉出骆一禾由一个纤弱的麦地少年到大地歌手的生命转化。他87年完成的长诗《屋宇》，无疑显示了他生命熟（左禾右念）期最本色的风度。那种囊括生命万象于从容辽远中的徐徐行歌，标志着他对生命节奏和艺术法则的深邃把握。它的恬静、壮阔、炽热、幽邃使人自然地把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埃利蒂斯的爱琴海系列和东山魁夷的蝉境综合起来与之对照。骆一禾用自己丰裕的生命温情晕染“黄昏中盛大地之流布的殿堂”……麦穗的破浪于胸中辟阖起伏。那时，他“以黑眼在活生生的屋宇前，长久地静霎”。他着看眼前那座史诗的屋宇，生命升华为一种精神物质后的沉醉和昏迷，使他体会到了生命的峰巅境界。《屋宇》无疑对他形成了再也无法逾越的绝望。他因此紧张而乃至显现出一个人即将终了时不甘于赊欠生命的焦躁：“我们无辜的平安，没有根据/是黑豹/是泥土埋在黄豹的火中/……天空是一座苦役场/四个方向/里,我撞入雷霆”（《黑豹》）。这种绝望的暴怒，与他惯有的书斋式的空明热忱形成了刺目的反差－－这正是他不可摆脱的预感之征兆。是的，是诗歌创造了骆一禾的生命事实。他的艺术行为和生命行为已经执迷为纯粹的宗教情感。在他心灵的走廊上，是一条神秘的光明在涌动，而他生为弱者的生理性神经，在那条光明最终涌成火焰的瀑流，而使生理肌体失去承受能力时，他的生命便有如碘钨丝炽白的一闪，随之在光明中完成。如果说，骆一禾是从麦地出发，并沿这条光线自燃着倒在最终的光明之中，海子则是走出麦地后，遂开始了麦地上空的精神漂泊。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仿佛一个脑袋里装满哲人智谋的诡谲的孩子，嘴中吹着芦笛，而思想却千年苍茫。他以人类文化为心灵之境，折射大宇宙投射于生命的花纹。骆一禾的麦地是一种群体生命的抒写，而海子的麦地是孤独的。他用化学式的微观分解探视储存在麦子中自然的和人类生命的合成元素，从而使麦子扩大成宏观的他的生命源头和文化背景。他于其中领受恩典，而所关注的却是“麦子宇宙” 提供给艺术的奥秘－－这似乎是他生命的唯一任务。在麦地的孤独中，他把麦子放大成一个客观宇宙时，也把自己放大成与之对应的对话者。他的广大的孤独使他把自己视作人类以诗歌与宇宙交流这一使命的唯一承受者和发言人，他迷醉于自己意识中的这一使命，并且为之焦灼。我想漂泊中的海子这时一定在这个宇宙深处看到了什么。出现在他诗歌中的已经是骸骨、鹰、泪水、神、王等这样一些渺远、具有疼痛感的意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在意识到人类生命能力对宇宙核心触及的有限性的悲哀中，坚持作生命的伸展的。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秋天深了，王在写诗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天》这种坚持中满贮的疼痛和泪水，尚能被他用平静的语气所掩饰，但随着那一感觉无法掩饰的尖锐，他终而失魄地惊悸到：“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这麦地和光芒的情义，是他从中获得了人的生命，而要用艺术报答归还的情义。他曾经以为自己能够支付这一生命的债负，并为这一支付而给自己设置了一根警策的鞭子：“一只空杯子内的父亲呵/内心的鞭子将我们绑在一起抽打”，“日光其实很强/ 一只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但当他终于在少年式的幻想后看到绝望时，却转而满含泪水地要求麦地对自己的生命努力作出承认：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呵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个诡谲的孩子一瞬间还真了。他要得到一种安慰性的承认，以证明自己不负生命。他是以这种清醒的自我欺骗，在生命不能抵达的半途，对着远方作一次遥远的梦喃－－他看到了远方的真山真水，也看到了真山真水前自己的山穷水尽。剩下的岁月，在他看来只是没有奇迹的生命延续，这是他骄傲的心所不能忍受的－－猝然的，他在认为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自己。当代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曾对这种生命现象作过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说：在生存无故实现的地方，在生存好象没有重量不断消散的地方，这种生存的结束正是对生命必须承担使命的提醒。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诗歌真正回归到其本身、并对使命的质询作出应答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些诗及其源头：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系列之于老庄和中国神话；杨炼《礼魂》系列之于屈原、艾略特、桑戈尔；宋琳的城市诗系列于博尔赫斯和欧美新小说派；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之类与庞德和欧美新口语诗。他们分别在生命的形而上的高处或诗歌的智性空间为我们描述了新时期诗歌所能达到的深刻和智慧。但是作为一种玄思，作为现实的文化生命对一种既有哲学新的进入和对应，这些诗在获得其先锋性的同时却减弱了传输的广大性和情感的湿润性、可感性。当他们在高文化的层面上走动时，现实生命情感中苦涩与温馨－－那种由农夫在大地上稼穑时对着太阳和庄稼所涌起的、并一代一代沉积在我们心灵中情感之根的东西却在一层隔板上封闭着。我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海子与骆一禾这两位麦地诗人对当代中国诗坛的意味的。相比之下，他们的诗似乎更少依旁，因而更本真、诗质的新品位更高。陶渊明、王维、弗洛斯特乡村场景中淡泊忘情的出世特征，正好使他们麦地中心灵的紧张炽热显出灼目的光芒。深入人生、深入广阔场景中民族的心理之根，以麦子的光芒照耀现实生命的空缺进而抵达乡村中国血汗生命的精神领空，这便是他们诗歌的主题。在他们麦地意象系列的核心－－人民，作为一种品质和道德的象征，是被放入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观照的。他贫穷中的美德、迟钝中的坚韧、苦难中的革命 ……在怀着沉重的现代道德精神忧虑的他们心中，成为神圣的良心和激活现实生命的精神源头。他们深刻的现实生存忧患和崇高人格的热切追取，以及灵魂直裸于生命质询时的坦诚以及自省精神，都对当代中国诗歌重新开始了对朴素的关注，对情感与心灵的关注。他们还提供了一种亲近可感的文本范式，在诗歌形而下的拘泥和形而上的隔膜诸种表达的困惑中，他们以富有血脉感的意象振动高处的蓝色空间，在空远中产生灼烫。时间对于某些东西是无能为力的，若干年后，中国诗坛仍将记得这样两位少年，在他们真挚得用生命去和麦子的光芒作出交换后，一说到诗，我们的心便会随时处在疼痛和不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