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悲悯情怀的现实意义
方永文
当我们在谈到“深刻的悲剧精神”时,我们会很自然的想起《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我们还会想起托尔斯泰,还有卡夫卡,从而,我们能很快意会到这一种精神所包含的究竟是什么,“深刻”二字意味着什么;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境。那悲剧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学,甚至中国人的心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载体,不可避免的,他所承担的任务是在苦难中积压起来的悲哀和愤怒。
杜诗的风格总体上来说是沉郁顿挫,其诗情是悲壮忧愤的,而且他的诗歌的艺术价值也在里面,他的忧哭既有个人家庭的,也有国家社会的。可以说,杜诗的悲剧主题来源于他人生的悲剧性和社会的悲剧性。杜甫的诗,最重视诗歌的社会效应。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说;“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他不仅在盛赞元结“知民疾苦” 的政治品德,也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
在当时的年代里,悲剧就是现实的社会状况的最真实写照。他的笔下,有对战争的谴责,有对忧国忧民的深思,有自己孤独心情的真实写照。他的诗歌,不断在抒情和议论中,抒写了自己一生的壮丽和传奇。他的诗既不同于白居易的讽刺诗,也不同于元好问的丧乱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把情感孕育在自己给自己编制的意境中。他有点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虑其民的思考者,想的就比一般人多,做的也就比一般人多。他是一个善良的长者,在他晚年的一首诗中,“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成都西郊瀼西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住,就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这位亲戚一来就在草堂周围插上篱笆,禁止外人打枣。老妇人跑来向杜甫诉苦,杜甫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劝告吴郎。⑥面对一个无儿无女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妇人,诗人没有以为自己的离开就把她给遗弃,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一般照顾。个老人也是有尊严的,人不能光想到自己的利益得失,因此诗人是伟大的。他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以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反而在生活的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中擦出了光亮的火花儒家精神在诗人思想中生根发芽,不自觉的的外露出来,形成了高尚的东西,那就叫品德。
千古年来,有多少人不是以儒家的“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又有多少人真真实实的做到了?善良的人多了,但正直的人少;为人民服务的人多了,但又有几个能叫公仆?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精神,一旦把天下黎民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过程是坎坷不平的,行为却是光荣的。他的一生中,追求永远没有停息,他的动力也没有在种种人生意想不到的打击下消亡,他完全是个神。悲剧精神就应该放在一个很高的哲学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我们的诗人明之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值的我们将他当作“神圣”来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