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玫瑰

              《读者》2014第2期—费雯·丽——孤独的玫瑰

                                                              作者:皮克溪
　　永远别叫我电影明星

　　63年前，37岁的费雯·丽在电影《欲望号街车》里优雅地说：“他们告诉我搭乘一辆‘欲望’号街车，再转一辆‘墓地’号街车，坐6个街区，到天堂乐土下车。”只有昏暗的灯光才能掩盖这张绝美脸庞上的抬头纹，这是她饰演的布兰奇，也是她自己。

　　这部电影的开场台词和片尾结局都像是一个寓言。电影的结尾，布兰奇拒绝跟陌生人离开，但当对方举止温柔，绅士地伸出胳膊时，她便信任地挽住说：“我一直依赖陌生人的慈悲。”然后她被带去了精神病院。而现实中，电影拍摄结束后，患有躁郁症的费雯·丽也被送去医院进行精神治疗。

　　对于费雯·丽来说，演戏便是把自己的灵魂全部糅进角色里。投入太深，出戏便难。

　　26岁，她演《乱世佳人》时说：“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我天天从早到晚地只想着郝思嘉。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举止都纯粹是郝思嘉的。我甚至感到，就连郝思嘉那些令人鄙视的行为也都是我干的。”她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情感负担，她的脸上出现了皱纹。摄影师不得不改变照明和光圈，以掩盖她的疲惫。她恼火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每天下午6点按时离开拍摄场，像个法律咨询处的小职员。此时，她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6个小时，她经常放弃休息日。

　　许多年后，克拉克·盖博的好友大卫·尼文在回忆录中写道，盖博看透了好莱坞的游戏规则，知道自己的盛名只是暂时的，“这些人把你的油榨干了，就会一脚把你踢开。一旦你开始走下坡路，他们就会把你塞到一些劣等的影片中去跑龙套。如果你不接受，他们就停止你的工作，甚至把你的名字勾销”。所以他的应对方法是，“准时上班，谈天说笑，阿谀奉承，领薪水，6点钟回家”。

　　其实费雯·丽也不喜欢好莱坞。她说：“永远别叫我电影明星。我是舞台演员，我讨厌电影！”“做一个演员，应该是每天晚上到剧场登台为观众表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当我在剧场工作时，我的生命才有意义和目的。我喜欢通过戏院工作人员走的门，到自己的化妆室去，在那里我感到温暖和安宁，这种感觉在电影制片厂从来没有过。我喜欢读自己的私人信件，化妆，穿上演出的服装，思考有关演出的问题。我喜欢剧团和在后台工作的人们，在好莱坞我却感到孤独得可怕。”

　　她太喜欢小说《乱世佳人》和女主角郝思嘉，尽管演出这部电影所得的报酬，比她那两年在英国所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少。小说刚出版时，她正在伦敦首演一部现在没人记得内容的话剧，她给参加演出的每一个人都买了这部小说。那时，她已经因为演出戏剧《道德的面具》声名鹊起。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舞台，大批有才华的演员和戏剧创作危机同时出现，一戏成名的费雯·丽没有好剧可演时，就接下二等剧作。朋友们警告她，那些毫无光彩的角色对她自身发展是危险的，可她执意称：一个演员就是要演戏，利用一切机会演戏。她依然卖力地投入那些角色，因为马马虎虎工作不符合她的性格。

　　铸就名剑就得献祭灵魂

　　1940年，因为《乱世佳人》，费雯·丽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迅速誉满全球。制片人塞尔兹尼克的对外宣传词成了：挑演员时一眼就看出了费雯·丽最适合演郝思嘉。其实，当初选谁来演这个全好莱坞精英都在争夺的角色，可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

　　层层选拔到最后，费雯·丽和其他3位女演员的试镜片段在制片人面前放映了30次，每次放映都使他确信，只能选择费雯·丽。但他担心，南方人怎么会受得了这个角色居然给了一个英国人呢。另外，费雯·丽还未跟第一任丈夫离婚，就跟劳伦斯·奥利弗在一起了，这可能引发的风波也许会给电影带来麻烦。

　　人选宣布后果然遭到反对。右派女记者撰文称，塞尔兹尼克的选择侮辱了所有美国女演员。但塞尔兹尼克最担心的南方组织“邦联之女”居然通过了一项支持费雯·丽的决议，因为南方人很高兴这个角色没有被北方佬抢去。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费雯·丽能不能说好南方话。她自幼讲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曾因为演戏学习了俄语。她精通音乐和绘画，爱读书，知识面广，向来认为演员应该受多方面教育，还有着令朋友们惊讶的猜《泰晤士报》每日纵横字谜的速度。几天之内，她便掌握了南方话。

　　电影上映后，《纽约时报》评论：“费雯·丽所扮演的郝思嘉如此美艳动人，使人不再要求演员有什么天才；可她又演得如此才华横溢，使人不再要求演员必须具备这样的美貌了。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女演员这样符合她所扮演的角色。”

　　这一年也许是费雯·丽最幸福的一年。2月，一直希望她回归家庭、不大支持她外出演戏的丈夫霍尔曼，终于同意离婚。而她深爱和崇拜的著名戏剧演员劳伦斯·奥利弗也终于离婚。8月30日，两人结婚。

　　不幸的种子几乎在最幸福的时刻埋下。拍摄《乱世佳人》时，美国南方的红土让费雯·丽从小衰弱的肺部患上了结核，日后反复发作，并最终让她的生命停在了53岁。

　　更糟糕的是，1944年，在拍摄电影《恺撒与克丽奥佩拉》时，她在寒冬身着薄纱拍埃及艳后的夏日戏，导致流产。这可能诱发了她的第一次躁郁症。在某天的晚饭桌上，她突然对奥利弗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之后又完全想不起这些。

　　没人能说清这种病来自何处，也许来自她内在自我长年的剧烈冲突。她从小被母亲送往一所刻板的教会学校，总想逃离，却又做不到太离经叛道；她10多岁便定下当演员的人生目标，却早早嫁人生女，丈夫只希望她回归家庭，她不甘心。孩子生下来，她只在日记里写下“生了个女孩”。还有流产、肺病、失眠、战争带来的痛苦，还有一次次忘我地投入角色，好像要铸就名剑就得献祭灵魂。

　　看得见她痛苦的少数人

　　费雯·丽接受了电休克治疗。多次陪伴她去接受治疗的凯瑟琳·赫本大概最知道她的痛苦。当费雯·丽骤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凯瑟琳·赫本说：“谢天谢地。”这对她也许是一种解脱。

　　但大部分人看到的费雯·丽，是一个曾经美化过他们的生活并教会他们热爱生活的人。能看到费雯·丽痛苦一面的只有少数人，比如奥利弗。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们后来遇到的问题是因为费雯·丽的疾病，“尽管她会突然脾气暴躁、沮丧，并且越来越糟糕，但她还是保持了特有的谨慎——一种在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面前掩盖她真实精神情况的能力，在我面前，她不必如此费心”。

　　72岁时，奥利弗被记者问起为什么他曾在费雯·丽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她，他回答：“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好比一条救生筏已经不能再上人了，见死不救是因为这会搞得同归于尽，死一双而不是死一个。”“问题还不仅在于我要活下去，我担心我会杀了她……”

　　1956年，费雯·丽的又一个胎儿流产了。之后，她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她的病总是在与奥利弗关系恶化的时候发作。

　　她仍做许多事情，比如为了保护戏剧，抗议拆除英国戏剧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圣詹姆斯剧院。她为此组织游行，甚至得到了丘吉尔给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祝您成功，虽然，我作为一个议员不能对您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做法表示支持。”最终，她失败了。

　　她晚期扮演的角色不再是郝思嘉那种勇往直前的类型。导演彼德·格伦维尔写道：“后来，费雯·丽不得不支撑着日益衰弱的病体，并承受着风云多变的命运带给她的一连串打击，她反而成了具有深沉激情和魅力的人物。在这个时期，她向全世界奉献了几部光辉灿烂的作品。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年代中，她所着意刻画的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创伤和精神苦闷，要比她在青年时代塑造的那些能够支配自己命运和主宰那些围着她转的人们的命运的聪明女人形象更值得赞美。”

　　她还保有自己的幽默感，比如把演《乱世佳人》所获得的奥斯卡奖杯放在客厅门后挡门用，把演《欲望号街车》获得的奥斯卡奖杯放在盥洗室里。像电影剧本作家格温·兰伯特认为的，她尖锐的幽默感后面总隐藏着绝望的情绪。

　　1960年，费雯·丽应邀到百老汇演出《复仇天使》。她哭了一整天，不肯上台。大家想，她又要犯病了。她猜到奥利弗要和别人在一起了。7月，她借助记者的报道发出声音：“奥利弗夫人声明，劳伦斯爵士提出离婚，以便与琼·普洛瑞特小姐结婚。当然，奥利弗夫人将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即使如此，费雯·丽后来依然说：“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度过自己的生命，那么有两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在青年时代我一定要成为一名演员，而晚些时候我一定要嫁给劳伦斯·奥利弗。必要的话，我自己会向他求婚。我愿意把这一切都重复一遍，只是与拉里（费雯·丽对奥利弗的爱称）相处的那最后几个月除外。”

　　德克·博加德（曾获英国电影学院奖，费雯·丽生前的好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费雯·丽给我送来两枝玫瑰。她对我说：‘种花人把第一枝命名为费雯·丽，另一枝是给您的，叫“超级明星”。’我开玩笑说：‘这就是说，两枝都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好极了！’她没有作声，眼睛湿润了。突然，她像一只小熊那样把我抱住。我们站在寒冷的花园里，站在静悄悄的玫瑰花丛中，直至她恢复了平静。后来她说，所有的花都应好好施肥……”

　　（留痕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