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与乱的历史与现实

                                治与乱的历史与现实

                                          ——《金川历史文化览略序》  

                                        阿来

金川，因贯穿全境的大金川而得名。渐渐被忘记的藏语名“曲钦”，意思就是大河之滨。

这一藏区东北部地区，因为优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渺远的传说略过不提，在有据可考的历史中，曾经是与藏族其它区域文化同中有异，有时甚至异大于同的嘉绒文化的中心地带。自佛教从印度传入，广泛流布于青藏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个流派，并成为这些地区藏人的普遍信仰时，以金川为腹心的嘉绒地区，还继续保持了苯教这种本地宗教信仰——自然，这时的苯教也相当佛教化了，但当地土著首领努力维护本土宗教的努力，应该说，还是与期望保持信嘉绒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有很大的关系。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位于金川安宁的雍忠拉底寺，成为这一地区苯教文化的中心，并得到地方首领的全力支持。

有清一代，这所苯教寺院更是与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土司势力融合为一，与土司的世俗权力构成一而二，二而一的所谓政教合一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教合一的关系与同时期中西藏由康熙皇帝一手导演促成的政教合一关系有所不同。康熙在位期间，彻底废止了西藏世俗的第巴政权，政治权力全部转入达赖喇嘛为首僧侣集团手中。虽然其后这个政权也有一些世俗贵族参与，但僧侣集团控制核心与最终权力的格局从此固定。这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一个鲜明特点。而在嘉绒地区，主要权力依然掌握在以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土司贵族手中，宗教也是在世俗贵族支持下才得以兴旺。那个时代，许多苯教寺院的主持，往往由土司家族未能承袭土司名号与权力的其它男性家族成员担任。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土司家族的兄弟，一位承袭土司职位，一位出家为僧，掌管寺院。也就是说，这种以地方豪强家族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中，一般而言，世俗权力往往高于教权。这是嘉绒这一普遍实行了土司制度的地区，政教合一呈现的另外一种面貌。

这也提醒我们，藏族，或者藏区，一方面具有统一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因为各各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方言区间各各具有的不同历史文化渊源，以至于政治经济形态，都具有各各不同的面貌，决不可一概而论。我想，成都武候祠中，“不审势则宽严皆误”这个“审势”，应该就包含对藏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深入研究与考察。

近些年来，因为藏区呈现的特殊局面，常使人心有戚戚之感。宋代司马光编中国历史，用意不是讲过去的传奇故事，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用历史映照现实，所以，煌煌大著，名叫《资治通鉴》。意思是，今天的世事，说不定是过去出现过的事情再次重演。外表虽然因时移势迁会有所变化，但内在的规律与情理，却可能并不新鲜。所以，研究历史，其实是借一面镜子来照见今天的现实。古希腊哲人说，“太阳之下无新事”，就是这个意思。现代的法国历史学家说，“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也是这个意思。

自己虽是一介文士，不是施政谋局者，却不认为这些情形就与自己毫无关联。听到令人忧虑的消息，看到令人痛心的情形，所用办法，还是文人的自解：读史。特别对清代以来，四川藏区的治乱有很大的兴趣。其间，自己设置了两个重点：一是沿金沙江一线，历来属于四川藏区的甘孜州几县与西藏地方政府统辖的西藏藏区的相互作用对这一地区治乱的影响。再者，便是我的家乡嘉绒地区。特别是乾隆一朝，两次对金川大举用兵的过程，以及前因后果有很深的兴趣。

今年春天，应邀参加金川梨花节，我明白金川县挖掘与宣传旅游资源的用意，这也是自己可以贡献微薄力量的地方，更兼这些年读了金川数种史料，计数百万字，更有兴趣重返那些事件的发生地，考察一番，建立一点现场感，便欣然前往。在金川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也没有多谈梨花之美。因为这作为旅游资源的美显而易见，同来的作家诗人们自会奋笔疾书，所以，我谈的是这个地方当年的治与乱给我的感受与启发。

金川小小一县，乾隆皇帝兴举国之力，两次用兵，过程在卷帙浩繁的《清史录》有中大量篇幅加以呈现，更有亲历金川战事的阿桂主持官修的《平安两金川方略》一百余卷，战事过程可以详考。但战事的起因，直到今天仍然缺少深入考察。为何当地一介土司，地方不过千里，人丁不过数万，正是清王朝如日中天的强盛时代，却敢于突破中央王朝划定的势力范围，向相邻的土司领地武力扩张，原因何在？全系于夜郎自大的野心膨胀？难道与地方官员予取予与，欲纵欲擒的分寸拿捏，进退失据没有丝毫关连？更有意义的是，平定金川后，清廷作为善后有两大处置措施，一是在当地化兵为民，实行屯防。当时，本地部族男丁在战争中几乎消耗殆尽，汉族留屯的兵丁与当地妇女大量婚配，从而形成以汉文化和当地嘉绒文化相融合的两金川地方文化面貌。这是硬的一手。举措之二，用现今流行的话，就是软的一手，体现在宗教方面。金川战事期间，当地苯教势力也是抗拒朝廷镇压的中坚力量。战后，苯教中心寺院雍忠拉底被平毁，随即又在原地兴建起一所属于藏传佛教格鲁寺院广法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文革中毁坏的废墟间作过实地考察，记得曾在旁边玉米地旁发现一通墓碑，属于广法寺某任堪布。如果记忆无误，碑文记载，这位圆寂于任上的堪布是由西藏拉萨色拉寺派出的高僧。清朝入主中原不久，就着意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到康熙朝，更让格鲁派完全掌握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核心权力，基本的出发点，是“以安蒙藏”。金川战事结束后，又通过皇命，强制嘉绒信仰苯教的地区改宗达赖喇嘛为尊的格鲁派，也是认为这种宗教教派能为已所用。在当时，这种举措确实起到过一些安定地方的作用。但晚清以后，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股力量却不再有当初所谓康乾盛世时曾起的作用，藏传佛教中涉入政治越来越深，对权力产生更大渴望教派，无论在蒙古还是在藏区，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终于发展成为一股离心力越来越大的颇难制约的力量。其间的得失，令人深思。清廷倾举国之力，平定金川后，不是兴办教育，推广文化，以巩固以暴力手段得来的胜利成果。反把更能影响后世的，影响百代千秋的施加文化影响的机会“赏”给了最终会成为异已的力量的西藏佛教教派。可能正是看到这点教训，晚清时期，赵尔丰在川边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时，兵锋过后，即便财力微薄，人才奇缺，首要举措，便是通电报建学校。可惜，这时，大清朝气数已尽，一个野心勃勃的能臣，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所有这些，春天的金川之行，虽然浅尝辄止，但和县里领导还是有所交流。其间多次谈到，有清一代，金川当地土兵，多次奉朝廷征调，先后参加清朝在西藏对廓尔廓等地用兵建立战功，鸦片战争中，开赴抗英前线，英勇无畏，作出重大牺牲。红军长征时期，还在当地短暂建立“格勒得沙”民族自治的红色政权。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国家政权的认同或疏离，除了当下日趋复杂的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也与历史来路上发生过的种种事实不无关联。

总之，所有治理措施，计之长远，则最终效果彰显；孜孜于眼下短暂的安定，尽取权宜之计，则宽严皆误，最终贻留祸患。

前些天，金川县来人，说要编辑一套地方文史材料。我看过这些史料编目，对一个县来说，确实篇幅浩大。用眼下时兴的话，称为一项文化工程，也不为过。其中一些篇目，对我这个半吊子的地方史研究者来说，也只听闻其名，而没有机会深入研读。我想说的是，这些材料的意义，不止在于历史事实的钓沉与文化面貌的描述，更在于其中包含的教训与启示。这样宝贵资料，虽然卷秩浩繁，也应该成为各级行政机构人员的学习材料。鉴古知今，对当地历史有相当了解，陌生的文化才会不再陌生。了解在前，才会对当地文化产生真正的尊重与洞悉。尊重是姿态，洞悉才是根本。

历史研究固然是历史学者的专业，但我还是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尤其是学一点自己所生活所工作之地的地方史。学地方史，光读别人综合性的二三手，三四手的泛泛转述不行。这样的转述往往空洞无物。这样的转述往往有了观点，然后搜寻可以佐证的材料。这样的转述有点像自下而上呈递的汇报材料，有彰显有遮蔽，往往造成“意义的空转”，甚至是认知的偏差。今天，各级行政干部，学历越来越高，有能力直接阅读一些原始史料。这些史料虽然也是转述，但至少是第一手转述，还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现场，给人以更强烈的现实感。

我还注意到，这套地方史资料的编目中，不但有大量的官方与汉文史料，更注意到有《促浸土司族谱》和《绰斯甲土司族谱》和一些基于本土记忆的“嘉绒藏历史资料”。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些资料，一方面，可以补官方与汉文史料之不足；一方面，这些本土的藏文史料，保存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在某些社会条件下，文化与政治间，总会发生一些奇特的转化。所以，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史料，对于今天的政治治理和文化建设，可能有更大在的参考价值。

金川县委书记张海清，是我马尔康师范的校友，他要我为其主持的这套史料写篇序文。我说，为这样的大书，写序我没有资格。作为一个读过其中大多数篇目的读者，一个“心忧天下”的读书人，愿意把自己面对当下现实研究地方史的感受写在这里，就教于这些材料可能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