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轮椅的作家和他的创作行为

                          作家张鲁

坐轮椅的作家和他的创作行为

——关于张鲁的记录

 冯秋子

张鲁，1952年生，1969年上山下乡，1982年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7年3月意外受伤，导致高位截瘫。1983年与导演潘小扬、摄影师何为共同创建“重庆电视台青年摄制组”，拍摄电视剧《山那边是海》《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获第六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张鲁获该年度电视剧最佳编剧奖；《希波克拉底誓言》，获第七届飞天奖一等奖；电视连续剧《南行记》，获飞天奖电视连续剧一等奖，首届国家“五个一工程”一等奖；《边寨人家的历史》，获首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人生哲学第一课》，获首届央视优秀电视节目展播一等奖，张鲁获该年度电视剧最佳编剧奖。1994—1996年总策划、导演53集长篇纪录片《跨世纪希望》，拍片过程中，与各界人士在老少边贫山区兴办希望学校、希望幼儿园、希望书屋数十所，扶助数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1998年导演大型纪录故事片《母亲》，扶助下岗、残疾及少数民族母亲，获国家“中华文明奋进奖”一等奖。2001年起，投身重庆电视台“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总导演五十余集长篇纪录片《新世纪希望》，呼吁各界为西部农民兴办科技教育，获中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彩虹”奖一等奖、中国影视学院一等奖，两获年度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金鹰奖”、优秀奖、第三届重庆艺术奖一等奖。为中国文联首届“中国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人才；获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家”称号。现为重庆电视台编导，一级编剧，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补记：2007年，张鲁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颁发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突出奉献奖。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正举办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空旷的舞台上，张鲁坐在轮椅里微笑着，谦逊、质朴、坦然，怀里有一束献给他的鲜花。真为他高兴。张鲁珍惜人们，珍惜从人们那里感觉到的。作为多年的朋友，我知道，有没有鲜花，他都会去做认准的、努力以后能够的事情。

他平时不愿接受采访，这次历时两个下午的采访是个例外。我以为，张鲁是自觉的，有觉悟力的、文明的使者，是有先进意味的。作为人，作为社会一分子，作为写作者，精神和物质创造者，他是一个奇迹。他在日常中，但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物质和精神，他带给朋友们的，至今无人能忘记。我和朋友们跟坐在轮椅上的张鲁走着去一个地方吃晚饭，看见他轮椅背后有个敞着门的大口袋，里面塞着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路上，有一个看着比较穷困的人过去取钱，他随他那么做。我看见这一幕，有些惊诧。他说，没事，他一定是需要，比我需要，钱去到需要的地方而已。

2010年11月12日，张鲁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8岁。

关于张鲁，原访谈有两万五千多字。这是我为当时供职的《文艺报》缩写近一个整版的文字。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是采访过后几年发生的，刊登前电话采访补充辑入。

身体致残和看见自己的脚尖 

1987年3月11日，早晨跑步的时候被撞了。那辆小长安卡车进城拉火锅毛肚……从我背后撞上去，它一撞就失了方向，冲到路边一根电线杆上，这时候车速低下来，过路的早班电车司机和乘客把那辆小卡车抬起来，从车底下拖出我。等下到了医院，在骨科，是常见症状，就是撞成截瘫……病房里老有十几个朋友守着我，在这家医院，我不算最重的病人，但是我受伤之后得到很多朋友、亲人甚至不相识的人的关爱。

脱离危险后，到了北京一个康复中心。第二天早上，两个年轻医生让我从床上坐起来。那以前，坐起来要下很大决心，得慢慢起，他们俩一来就把我推起来，我妻子吓一跳，她也是学医的，她说，怎么能起来呢？他还没几个月呢，哪能……医生说，他做完手术就应该坐起来。传统观念认为，骨科手术后要躺一百天。他们的康复是新概念，手术做完马上动。他们让我上轮椅，到治疗室。那儿有一种床，病人叫它站床，人躺着用发动机把你撑起来，让你站。他们先让我站成四十五度的角度，我的心脏受不了了，受伤以后还没有像这种角度站起来过。慢慢升到要直立的时候停下来，我就老想看到脚尖，不敢看，一看就眩晕。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块爬峨眉山，从舍身崖往下一看，太深了，几千公尺，而那天看几尺之外的脚尖，也是这种感觉。我就下决心往下看，终于看到自己的脚尖了。这时，康复中心的副院长王大觉进来了。我至今觉得这个人特别好，受过很高的教育，了解外国的医学，长期研究。他进来，医生护士十几个围了一圈。他说：你的康复概念是什么？我说：就是站起来。他说：错了，你永远站不起来。康复的概念就是教你用手取代脚，锻炼，做你自己的事，重新回到你的生活里去。我一听，非常受不了，这么远跑到北京来，学用手，学做活儿，我在重庆不能学吗，干吗要到这儿来呢？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就是要站起来。实际上当时的医学，这种截瘫肯定没法站起来，所以他把这个话直截了当告诉了我，有什么事就冲我直说了。他想考验一下我的胆量，我却佩服他的胆量。但是我出院的时候，他对我妻子说：告诉张鲁，不要放弃希望，站起来的希望。作为在这个领域领先的优秀医生，他对病人充满希望，我一直非常感激他说的这番话。

康复中心的医生护士，常要体验一下残疾人的处境，比如坐轮椅的感受，一个星期之内，蒙上眼罩，体验盲人的生活。有一次，有个护士差点把一个台灯碰翻，旁边一个医生正坐在轮椅上，这时候跳起来，回到健康人的反应，冲过去扶住那个台灯。他这一个动作，受到医院的批评。后来医生护士把他们的体验告诉我，我说，我感激你们，不过，你们只能体验残疾人的处境，而永远无法体验残疾人的心境，你们心里明白一个星期完了你们就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你们能体验一个截瘫病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生都得这样，没有别的可能；能体验一个瞎子，一辈子处在黑暗中吗？其实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幸福的人，和远远不如你们的人在一块儿，你们应该最能体验到这种幸福。

直到最近我还有这种感受。有的人从外面回来，干一天活儿干累了，玩儿一天玩儿累了，心里边烦躁，感觉无聊，他们是同事和朋友，他们来了，说我，还是你这样好。我说，那咱们俩换换，我什么都不要，就要你健全的身体，当个重庆的棒棒，或者哪怕是当个叫花子。他不跟我换，也无法换。我们都不是有大智慧的人，能在寻常的生活当中，进入一种追求终极价值的状态，把现象看穿，彻悟人生，我肯定没有这种大智慧，但是命运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后悔，或者是觉得不值得。

受伤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健康特别灰心，这个过程遇上过很好的人，也遇上过让我失望的人。每天睡醒午觉，我就把轮椅推到体疗室去操练。有一些病友跟我说：你不就是怕你的腿萎缩吗，看着吧，半年以后都得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腿撩起来给我看，那腿已经不成样子，腿上的皮可以捻着来回抖动，跟非洲的灾民一样。最让我失望的，还不是半年以后我也会跟他一样，而是受伤、遭灾，并不决定能使人变好，它也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冷漠、残酷，甚至想把他人心中残存的一点希望之火全扑灭，让他人跟自己活得一样糟糕，以此来求得自己心中那一丁点可怜的平衡。我不为所动，每天坚持锻炼。但半年后，我的腿确实萎缩得跟他们一样了，这是一个事实。

一次一次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 

本以为受了这么重的伤，应该还给我很好的创作状态，好作品源源不断地出来。根本没有，写的全是片断。根本写不了，不想写，不能写，写不出来。我就知道，受了伤，并不绝对使人变好，使心敞亮，古人说“文章憎命达”，还得有你自己振作起来这样一个过程，不放弃这种希望，心里边绝对不能放弃这种希望，才可能换来好文章。

不管怎么难，怎么累，怎么没有可能，每天我都坚持锻炼，做那个垫子上的运动。我练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对正常人来说半岁就应该完成，就是不用手扶，能够在床上坐。我做的时候，身体好像是放在麻袋里的两个气球，没有轻重，老是滑的，老是要倒，只能坐几秒钟，就非得用手撑住旁边。有一次，也不知道锻炼了多久，我放开双手，一点着落也没给，人就坐在那儿，我妻子（当时还是）帮我看时间，我坐了一分钟两分钟。一分钟两分钟能坐，你就能坐更久。就那样，在垫子上我大哭，就为自己终于能够坐稳两分钟嚎啕大哭。

接下来就一次一次争取我的基本的做人权利，我的基本人权。比如说，以前睡觉，一晚上我只能翻两次身，不翻身老睡一边，人受不了，翻身得人来帮翻成左边或者翻成右边，我只能打铃，半夜叫人家起来两次，心里觉得不舒服，于心不忍。翻了身，还得像筑防洪大堤那样，用两个枕头把后背垫起来，人才不会倒下去，很费事。有一次，我懒得再去叫人，就把枕头掀起，放到另一侧，自己翻身，用手去把腿扶正，放好枕头，睡好。以前不能完成的事，现在完成了，发现自己还有潜力。

有一天，我看见外面天气很好，就想出去。门口有一个坡道，以前出门，得叫人把我推上去，那一次，我想自己试试，就推上去了。但是只敢上，不敢下。有一天下雨，大概他在厨房做饭，听不见我叫他，我不能在外面淋雨呀，就壮着胆子自己倒退着下，结果又下来了。这样，我一次一次地把自己的权利给争取回来了。这十几年，可能是条件所限，我更多的是向自己索求，在这个过程我感觉，生命里被我们利用的东西确实还太少，每个人向自己开掘的东西还太少，心灵被我们看见的空间还太小，每一个“我”的心灵里头，好东西还多着呢，关键是要认准了路，一步步走下去。

小腿大腿全萎缩后，我仍然不肯放弃，坚持治疗，坚持锻炼，每天都努力叫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后来，我发现我这人比从前耐用些了。有一天，我把腿伸出来，看见一个奇迹，我的腿不再萎缩得那么厉害，腿肌有点像正常人了，颇多感慨。

独处久了，听见身体里发出玉米拔节那种声音 

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是一个土家族自治县，与贵州交界。刚下乡，不知道种庄稼的苦，也不知道农民的苦，就知道调皮，觉得自己从城里一下落到农村，有点愤愤不平，还有，少年时代对世界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五月的晚上，走在成百上千亩的一片玉米地里，到处是噼噼啪啪玉米拔节的声音。单独一棵玉米，永远听不见它的声音，但是成千上万棵玉米，一棵又一棵的声音冒出来，叫声不断。过了好多年，回过头去体味，那就是生命的最强音，它在生长，按捺不住要叫出声来。但是当时我做的是什么呢，跟一帮知青走过的时候，把沿途刚长起来的脆玉米，踢一脚，啪，就断掉了，一路就这么踢过去，摧残那个东西，就和后来自己的骨头被折断是一个感觉，你把人家的生命给结果了。后来自己独处久了，有时候不知不觉，我听到身体里发出玉米拔节的声音，非常欣慰，非常兴奋，生命之声在我的身体里，这就是说我活着。但是作为社会一分子，活着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人受了伤，遭了灾，要重新振作起来，这是对的，但振作起来的标准不一样。我觉得，以社会承认作为振作起来的标准不是最可取的，拼命去完成常人不能完成的东西，做到了，就觉得受到社会承认了，没做到，就非常失落。一个病人坐在轮椅上要完成正常人的事情，他要付出多少倍努力，于是他就只有咬着牙去达到这个标准，咬牙过日子的结果就发现，我们受过伤遭过灾的，好多人脸上的肌肉都是横着的。为什么非要完成一个他人认定的、社会公认的标准呢？用你完成不了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就有点勉为其难了，然后把牙咬得太紧太久、脸上的肌肉都是横着生出来。我觉得这样影响了生命的质量，生命不是为了完成他人的一个标准而存在的。残疾人肯定是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可是，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且生活得有质量，不是要别人来认可，才觉得自己活着，我觉得自己活着，就这么活着，我就认可，要是我自己都不能认可，赶快否定，另起一行。我喜欢“弦月”的说法，是一个台湾残疾人说的。他说，与圆月相比，弦月有缺陷，却无人因此说它不美。以此引申，我们当中的残障者虽然身体有缺陷，大家仍应以看待弦月的平常心待之。弦月虽然有缺，却只是表面光影使然，月球本身其实依旧完整；残障者虽然外表有缺陷，但就其生命本身而言仍旧是完整无缺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健康，残障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因此，应尊重、保障残障者自己认定的存在方式，而残障者自己，若能发愤图强，自尊自强，同样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享有圆月般的完满人生。

我受伤之后，写剧本，拍片子，每一件事，都没有凭借我是坐在轮椅上的这一弱势或优势去完成。我做事肯定有朋友扶助，不断有朋友来找我，比如潘小扬他很多戏都愿意和我合作。很多朋友都愿意和我合作，肯定里面有很深厚的朋友情谊，但是，你干出来的活儿，是这么一个东西，人家才愿意和你不断合作，要不是这个东西，人家只能一次出于友情帮助你，总不能每次都是出于友情吧？央视《东方之子》白岩松来我家采访，问我的那些朋友，你们帮助张鲁十几年了，有没有感觉累呀或者是别的？他们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一块儿，就是朋友相处，从来没有说谁帮助谁或者怎么着，我们互相之间给对方的东西都很多。我觉得朋友相处应该进入一种常态，不管是朋友，同事，还是人与人相处，老是呼吁人家的帮助是不行的，老话说救急不救贫，更多的还是自己，就是人当自助，然后天助之。你自己都不帮助自己，老天就不会再来帮助你。

受伤、遭灾，并不决定能使人变好。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我受伤后，心态就曾变得很坏。对命运充满怨毒之情，对健全人的世界避之惟恐不远。好多年后我才懂得，恨是一口毒塘，毒气冒出可以伤害别人，但最先遭害的却是泡在这塘里的自己。所以人们将怨恨称为“怨毒”。怨恨的念头，会搅得人终日不得安宁，会扭曲你对别人客观、正常的印象。一当有人得罪了你，这人便从昨天的朋友、亲人或同事变为坏人、恶人，你看不到他身上一点好处、优点。爱也有这种特点，只是爱的作用方向恰恰与恨相反，爱是一眼甜水井，给人喝，会使人清新、温馨，但最先受益的也是泡在这井里的自己。所以，哪怕是为了自己，也当多爱少恨。　

反反复复之后，就总是想写，只要不外出拍片，我都写，不单单是为了完成任务，更多的时候，就是一种需要。从早上7点写到12点，源源不断地写了好多年，没觉得有枯竭的时候。后来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比我受伤前写得痛快，而且比以前的东西也生动、鲜活一些了，我很高兴，因为写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内在生命的一个外化，那么就说明你的生命比以前鲜活了。我以前四肢健全的时候，生命还没有现在坐在轮椅上这么丰满、这么生动，活到现在，刚活出点滋味来。

轮椅上的创造和表达 

前几年，特别想写小说，写了一个关于仇杀的长篇小说，叫《杀场规则》。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烟盒大一个东西，就想把它写出来。是说新疆的一个汉族老头，很善良，很平和，和周围人关系也很好，突然一天他被杀了，家里面什么也没丢，没有任何动机吸引人来杀他。破案时发现，几十年前，他当解放军的时候，在一次奉命剿匪反霸中，按命令把当地一个地主枪毙了，围观的人群中，有老地主未满十岁的儿子，几十年之后，这个人找到枪毙他父亲的人，把他给杀了。这个地主的后代仅仅是要找一杆枪作用的这个人报仇，跟人类最根本的一些情结呀什么有关……还有修改的余地。

后边一部长篇叫《情场规则》。现在人和人交往，不管是哪方面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人和人之间含情量越来越低，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都被其他东西占据了，对感情投入越来越少。活着可以有很多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命质量，但是最终的标准肯定是用心灵来衡量，心里边能发出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个情，情如果淡薄，心灵就开始枯萎，个体的生命质量就下降了，这样整体生命、人口的生命质量就会普遍下降。我们平时烦躁啊，苍白啊，浮澡啊，都是因为心里边的情在减弱。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还有一本散文集。傅天琳约我写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基本上已经写成一个集子了，我还想再放一放。原因呢就是担心对不起这份稿约，特别是对不起看它的读者。有一个成语，我该把它收拾起来，做一个座右铭——灾梨祸枣。以前活字印刷用的那个字，就是用梨木和枣木刻的，特别坚硬……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写的东西，给一个个方块字带来灾害，不要祸害了这些东西，尤其不要让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耽误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读它的人们。

从1995年起，我开始拍纪录片，拍了53集《跨世纪希望》。重庆周围好多县好多孩子失学，我和朋友一块儿比较热心地去办学，同时和重庆电视台的哥们把这些拍下来，每天放一集，结果有一个轰动效应，大家都在关心这些事，一两年下来，在大巴山、四面山地区，完全靠大家朋友、社会上热心教育的人们资助，办起数十所希望学校、希望幼儿园，数十所希望书屋……到那些老少边贫地区一般都要爬坡上坎，都是摄制组的哥们儿抬着我，到了山区，农民用滑竿把我抬上去。受伤后七年没走出过这个屋顶，顶多就到大院里，这次出去拍片一发不可收，走了很远，后来拍到厦门那些地方去了。

1998年，我开始拍一部《母亲》的大型纪录片。当时纺织厂已经在砸锭了，准备重新更换设备。中国的纺织业严重失调，已经有的纱锭，远远超出市场需求量，如果不砸掉，流失到其他地方会造成危害，全国都这么砸，砸得数量相当大。那是个很悲壮的事情，我们拍下他们砸锭。砸完锭，车间主任再给这几百人每人发放百分之几十的工资，少，干部拿到的也很少，这些都拍。最开始拍纺织厂当车间主任的这个妇女，她不让我拍，我就坐到她楼下一个地方，她下来说你不要再等了，没什么可拍的，而且再过21天，我就下岗了。我一听没有灰心，我说肯定还是要拍，我就拍你这21天，拍倒计时。然后就拍她下岗前的最后21天怎么度过的。刚好在这21天里，她儿子要考大学，也拍下来。类似的，拍了四个母亲：山体滑坡一天之内死了两个儿子，此后十几年一直上山改土植树的土家族母亲；丈夫儿子先后见义勇为保护乡亲献出生命，又将最后一个小儿子送去武警部队的英雄母亲；双目失明靠喂十几头小猪把两个儿子送进中专的母亲。

再往下，也是纪录片，拍一个女知青，人有些传奇，前前后后，跟踪拍她三年多时间了。她当年下乡，爱上一个农村青年，不管众人如何反对，她还是嫁给他了。她的丈夫为报答她的深情，想给她把知青屋修得漂亮一点。屋基有一块顽石，放炮炸的时候，把他双眼炸瞎了，她就一直守着她的丈夫，现在还在农村。我们不想宣扬什么从一而终，这就是这个女知青的活法，非常执著，她就觉得她的日子只能这样过，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去过好它。我就去拍她，拍了一年以后，节外生枝，她说她和母亲失散多年，挺想找到母亲，她母亲可能到了贵阳。我们就跟着她到贵阳拍。其间又出现了一个插曲，一个在贵阳开小饭馆的老太太跟她母亲同名、同年，但又确实不是。老太太很有意思，老是觉得对不起她，就好像是我让你失望了这种感觉，一直到她的车要开了，老太太还跑过来，把窗子敲开说，小妹呀，你不要失望啊，总会找到的，干脆这样，我们就认母女吧，过去的事情也别揪得那么细。我很喜欢这种模糊的境界。

介入真实生活，推动真实生活 

两三年前投身重庆电视台“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开始拍长篇纪录片《新世纪希望》。在以前的《跨世纪希望》里，纪录了一个失学女童细小雨，她被资助上学后，每天要打赤脚走五十里路，至小学毕业，走完了两个两万五千里；八年后拍《新世纪希望》，回访细小雨，她上中学了，但还是在用最落后的方式接受教育。《跨世纪希望》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从量上，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孩子上学。但是，他们上了学又怎么样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新文盲标准中，不懂电脑、没接受现代教育就是新文盲。像细小雨一样，大量的农村孩子培养出来还是新文盲，不管他们打赤脚走了多少路。现在大家都在讲“三农”，面向“三农”，关键是面向教育，而且是现代教育。

还是从前的套路，一边拍片，一边促进西部孩子的素质教育，跟踪拍摄，跟踪报道。《新世纪希望》电视行动的理想，是为整个西部的农民及其子弟普及现代教育。我们想做点实事，为西部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搭建一个现代教育和科技的平台，有了这个起点，他们往哪方面发展都好。

在一个乡的中心学校建立一所音像电子馆，这个乡的孩子们就可以享受到和城里的孩子一样的教育。建一所这样的馆需要八万元，重庆电视台带头捐建了十所。八年前和我一块下乡拍片、建希望小学的忘年交曦曦，八年后出任重庆电视台“希望大使”，曦曦到处奔走，社会上热烈响应，大陆演员濮存昕，澳门立法委员会主席曹其真，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等，纷纷出资捐建音像电子馆。正值重庆市政府抓民心工程，也一次性给少数民族地区援建了21所。每建一个馆，我们都拍下来，在重庆电视台播放，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力量。现已兴建五十多所音像电子馆，我们为每一个馆配备了大量设备和教学软件。

这个过程，我们发现了建立音像电子馆的另一个重要功效。在给孩子们送去远程教育软件的时候，重庆的三辰公司很有心，觉得农民也需要这些东西，便给农民配备了科学养殖、科学种田的光盘。在重庆最北边的齐心村，我们抓拍到一组珍贵镜头，村支书和学校校长争夺光盘，村支书从一大堆光盘中，刨出农民需要的科学养殖类的光盘，校长刨现代基础教育的光盘，场面非常动人。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些现代教育和科技光盘，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未来，关系重大。因为农民学了直接可以应用，科学养殖、种田，都能派上用场，比赶场天送科技下乡、去一趟就走，好得多，是一个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孩子们学了以后，成绩、知识面都有了明显提高和扩大。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也有显著提高。以后，我们又为农民送去经典电影等一系列农民渴望了解的世界文化发展资料。去年非典流行期间，乡村学校利用音像电子馆的远程教育设备，把防治非典的内容下载下来发给农民，那里的预防工作做得非常深入周密，也非常顺利。

我们所到之处，都感受到那些老少边贫山区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有和城里人一样强烈的求知欲。黔江区高峰村支书告诉我，他们村计划生育都比以前好搞了，过去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现在农民觉得送两个孩子读大学能力不够，干脆只生一个，下力气培养好这一个。农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再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让孩子认几个字，识男女厕所、识尿素，他们现在想的是，孩子能读到北大清华，就送他们到北大清华。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这些边远山村，出现了一种奇特景象。刚开始播放音像光盘时，村干部四处跑去喊人，后来，一两个星期不放，农民就来询问为什么不放。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从心里爆发的那种欣喜，是任何演员都演不出来的。一个乡村音像电子馆，让一个学校变成两个学校，成为农村基础教育中心，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春节期间重庆卫视播放的纪录片《新世纪希望》里，有一集就是跟踪纪录细小雨和陈小梅两个女孩的，她们从八年前失学的瘦骨伶仃的女童，长成了婷婷玉立的中专电脑专业学生。目前，已有十万多老少边贫地区的农民及其子弟从这些音像电子馆直接受益。

活生生的东西就在眼前，我这两年不去搞电视剧，也停下手里正写的东西，直接介入真实的生活，把自己放到一个活生生的地方，人好像也有了生活的重心。文艺更多的是再现生活，而现在我做的是直接推动。重庆一位评论家说这叫真正的行为艺术。纪录片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文艺形式，它甚至可能推动一个时代的潮流。通过纪录片能够连结起那么多人，帮助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做下去呢？

                                                                原载《文艺报》2004年2月3日

附上张鲁生前我约请他为《文艺报》写的散文作品，与朋友们分享——

鹿角沱

张  鲁

    那年在鹿角沱，乌江最大的回水沱，我冒充水性好，赶场送完公粮，要放滩。鹿角沱下游一村是渔村，河边人家代代打渔，没见过有人从上面沱里放滩放下来。鹿角沱的水，比沱下头的水高出一米多高一个水台阶。所以知青的船从城头开拢鹿角沱之前，要靠绞滩。再早是用牛绞，后来科学了，用机器。绞滩站就在渔村口。

乌江从龚滩一路狂奔，一线天的河床到此突然鼓冒成一处圆滚滚的峡谷。原本平行的两岸成了相向的两道圆弧，就把鹿角沱归拦成了两弯圆括号括起的一个圆圆的水字。一泻千里的江水流进了峡谷突然失去两岸峭壁生冷的约束，便任性飘逸，挟惯性朝两边荡逸开去，流连这千里长路难得一回的宽余，索性再走回头路，江水沿两道圆括号下端倒流至上端，再次被上游像野鹿般狂奔而下、刚泻入峡口的主流挟持而去。这就是鹿角沱。

我从双龙公社长春八队走二三十里赶鹿角场，要过江。摆渡的船老板姓刘，好身手。原来这一处野渡再早非同小可，识得水性的船老板能在这看似错综复杂的江流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先令渡舟沿岸边回水溯江而上。江流进了回水渡，依旧走向分明，活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

过河船沿着卷起的喇叭花瓣一直上行到峡谷入口处，船老板突然绰起扔在船舱里的长篙，往岸边伸向水中的狼牙般呲露的礁石上猛撑一篙，渡船斜剌里箭一般射入峡谷入口处中流激水，沿千年老路穿峡而下，直到出口处猛划几桨进入对岸回水。便是这出口处，最见船家功夫，刘老大把尾舵扳得来在激流中横起，借流水的劲道，要叫船立马来个急转弯，荡向彼岸。此时激流与舵叶纵横冲荡，双方对峙胶着，活像耍横的犟牯牛遭遇霸道的做田人。乌江水见惯了他人逆来顺受，哪容得这等忤逆？刘老大自然也明白，船到峡口，怀中的舵把子便是全船人的命根子，于是死死抱在怀中，将全身重量压在其上，长长的舵把子被激流撬出渡船边沿，刘老大整个身躯也被牵连得打了个横，悬空在船外流水上，只剩下十根脚趾死死抓住船帮。

再荡回船中时，刘老大衣裤湿透。万一这一趟横扳了舵把子没能搭上对岸的回水，这一船人有一好一歹两个下场：或被暴怒的激流推下鹿角沱下头的水台阶，或被同岸一侧的喇叭花瓣回水卷了回来，再一次溯流而上，沿着“８”字航线中固定的一圈一圈又一圈，暗合着人世轮回的轨迹，悠悠地反复盘旋着——这是万幸，只在乌江枯水时才可能。若一趟过不了河又没遭冲下坎，刘老大不惊不诧，再来二趟，于是，唉乃一声，山青水绿，终归有一趟，过河船搭上了对岸的回水，到这一步，刘老大连桡片都不去动，只把舵把子轻轻抱在怀里，人也好像找到个支撑，歇气，叭着空烟杆。我下乡三年，赶鹿角场总有百十回，一回没看到发水天刘老大船推出岸后点过烟杆的。

知青三年，我见过有放筏子的困在鹿角沱，头一场在沱中转喇叭花图案，第二场再去，还看到在转，放筏子的索性在筏子上架锅造饭，于是鹿角沱水心，也冒出一缕炊烟，蓝箭一根，裹搅了水面浅蓝的雾罩，直上青天。

在好多条河里过河好多趟，我才看清了：好像哪条河的过河船，都爱选回水沱。天下回水沱，过河船航线，不管千百年来，换过多少船，换过多少船家，走的都是一个８字，８字两端的弧形便是回水沱的南北（或东西）两岸的回水，８字中间交叉处便是江河中流水。从8字这一端搭回水上行到沱口，荡入中流水，过8字交叉处，再搭上8字另一端的回水，到彼岸。弯来绕去，不厌其烦，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不知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普渡众生”，走的是不是同一路径？

船搭上南岸那股回水后，船老板才松了一口气，点燃灭了好久的烟杆。刘老大推船再回河对门时，旧船走老路。野语有之：“回水沱，回水渡，会渡不费力，费力不会渡，回水收孤魂，复舟葬鱼腹。”

那天交公粮，把一背篓包谷籽籽从长春八队背了大半天，背拢鹿角沱，坐刘老大的船一次性成功过了河，到官家粮仓验明收秤，我忽发奇想，这一趟回对岸，偏不坐他刘老大的船。就把空背篓拜托同队的知青白箭带回，自己脱了外衣，只穿短裤，跳到鹿角沱中。虽不坐刘老大的船，却不改刘老大的航线，我从沱边，大把浮过回水，一头抢进中流激水，搭那股力而下，只见岸上的人挥手大叫，浪太高，只看得到人手，水太响，只猜得到他们在喊“张鲁下细点！”到了那一处水台阶，我连人带心子不是一落一公尺是一落千丈。回水沱下面的滩叫母猪滩，连狗落下去都游不出去，只有大肚皮母狗漂得出去。滩里的水只有摄氏20度却似开了锅的滚水，我像独丁丁下在锅头的一个饺子似地沉底又冒出头，沉浮之际，身体像儿时铲过的陀螺高速旋转。我这才算懂了水性，同时打失悔，不该冒充懂水性。人到死时真想活，想活的一念把脑壳里头十七年来储存的幸存的所有与活相关的信息瞬间激活，当下，读初中时体育老师教游泳说过的水性冒到脑壳里头，说是“水的比重是１，人肺里吸满空气时的比重只有0．975”。还想起一个基本事实，水是流的。我只要保持0．975的比重，迟早会从这股水中流出去。于是我实事求是，死地求活，照这话去做，好不容易被滩水鼓出水面时，我便大张嘴咬一口空气在肚里，再被按到水底时，就想，鹿角沱，等我肺里吸满了空气，我的比重比你轻。过了不晓得好久，我最后一次冒出头来，人已过了母猪滩，再回头，其实离那道沱坎不过十来丈。今天想起，还说不清是鹿角沱嫌我一条小命太轻，还是我命本来就比鹿角沱水轻，才捡了回来。上岸后，几个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渔民看到穿短裤的我，望一眼迎面一河大水，问：“你从哪一沱冒出来的？”

记不得是司马迁还是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峡岸，或轻于回水沱——要紧的是趁乌江还在流，过个鲜活。乌江马上就要不流了，截流，留道口子，把水弄来冲涡轮发电。

三年后，起个大早，我随身携带了鹿角沱留给我的一条小命，坐上汽划子，从沱口那道水门坎落下，划子从滩下冒出头来时，船老板扯出长长一声汽笛，恰像我三年前冒出头时出一口长气。我和全船知青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再见了，鹿角沱，回旋了三年才旋出来的乌江最大的回水沱。我猜每个人都有一句话，没敢说出口。“老子二回子屙尿都不朝到这一方”。有人拿到招工证书当真说了这句话，被公社书记听到，扣了证，再次打发回他的生产队，说是“再教育还没接受够”。天擦黑，汽划子到乌江口，换大轮船，顺长江而上，回到三年前出发的朝天门。就在那一年，双龙公社二百零六个知青，除开嫁了的、娶了的、退了的、死了的、提前当兵、顶替、考学、特招的，一个不剩，全都离开鹿角沱。

再回鹿角沱，是去鹿角沱的三十年后。

长春八队长春九队十几个知青约起回去，拢了，不见了过河船，找不到刘老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只是吊桥悬吊吊的，坐轮椅的我过不去。我哥哥过去了的。回来说：“变了。”

又过几年，听说要建乌江发电站，截流蓄水，日后的鹿角沱就剩下个地名。连地名也多余——高峡出平湖，你能指出哪一砣是鹿角沱？

今夜中秋，跟朋友吹空龙门阵。大江东去，哪一段都截流有个把月亮，最大的，是鹿角沱水心鼓起的那一砣。丁亥年八月十五嘉陵江边记。

                                                                   原载《文艺报》2008年10月9日